王彦生，男，汉族，1959年11月生，1975年参加工作，198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2月，任涉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98年1月起，先后任曲周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邯郸市丛台区委常委、组织部长。2005年7月被确诊患脑部动脉瘤。患病期间，他仍恪尽职守，忘我工作。2009年2月4日，在赶赴丛台区政协会议开幕式前突然发病，不幸去世，年仅49岁。

 

    老支书江宋昌坐在屋里的沙发上，时而望一眼门外的山沟。小山村静悄悄的，天色渐暗，一弯明月挂在半空。

    这是2009年的深秋。13年前，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后匡门村，遭遇特大洪水，冲走21条人命，“家家受灾，户户悲声”。江宋昌的表情中透着一股坚毅，说到王彦生时，他泪水再也憋不住了，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抽泣不止，“咋能说走就走了呢？”

    当年的王彦生才27岁，他带着两个同事，徒步走了数十里。江宋昌和乡亲们看到他们时，彦生他们的鞋磨出了脚指头，手上也划出了血。

    乡亲们只知道他们是县上来的，看到他们肩扛的方便面，情不自禁，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感谢党，感谢政府！”彦生也跪在泥水中，“我对不起大家”“有党在，有政府在，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

    时隔多年，后匡门村的乡亲们依然记得这个场景。

 

大山给予他男儿本色

 

    “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忠心可对天……”这句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唱词，从王彦生的嗓门中唱出来，别有一番真诚。“我的童年是在亲人们的可怜声中度过的。父亲为了我一直未再娶，相依为命而又严厉的爱自不必说，亲人们给我的爱使我终生难忘，无以回报。他们造就了我的性格特征……”这段话出自王彦生的博客《是童年给予我的性格》。

    王彦生为博客起名“山生”，其中有“大山儿子”的寓意。他的老家位于太行山深处，一个叫“西安居”的山村。八百里太行蜿蜒起伏，深秋的西安居村，静静地躺在大山怀抱里，幽静自然。院落不大，上下相叠，左右交错，山里的院落大都如此。

    1959年11月，王彦生出生在这里。和别的孩子不同，他的童年缺少了些“甜蜜”。

    家中独子，4岁时，生母病故。“穿百家衣，吃百家饭”，亲人街坊看到他，唏嘘哀叹。他常去小姨家，有时也住在邻居家，但他童年并不辛酸，因为大家的怜爱呵护，他打小就学会了感恩，对于旁人，也是以敬还敬。

    “相处二年情谊深，毕业分别回故村，广阔天地大有为，同为祖国献终身。”王彦生高中毕业时，写给同学们上述留言，他的同窗张何廷记得很清楚。1973年，张何廷和王彦生一同考入涉县鹿头高中。

    “当时条件艰苦，和别人相比，彦生更苦，别人来学校，都可带上母亲做的干粮，他没这个福分。”张何廷说，大家尽量接济他，而彦生的饭也多是水拌炒面，吃窝头就水。但他很满足，“冬天冷，他就在小纸箱里放入找来的烂棉花取暖”，很多次帮同学补课。

    张何廷说，彦生爱好写作，不断向报社投稿，因此他收到很多报社寄来的笔记本或写作书籍，“在全校挺有名气”。

    1977年恢复高考，王彦生考到原邯郸地区工业学校，“学的是化工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涉县化肥厂。

    王彦生常和女儿玉洁谈起年轻时的经历。玉洁说，父亲曾在涉县150电厂当过民工。石头瓦块儿、沙石水泥，住在席棚里，冬天，被子冰凉；夏天，又潮又闷。

“这段民工经历是他‘最艰苦却又最快乐’的日子。”王玉洁说，父亲最大愿望就是能由临时工转成合同工。当大家休息时，他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用小石子在石板上写啊写，稿件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在广播电台选播。

    1981年，王彦生被调到县委宣传部。采访，写稿，两年跑遍全县308个村，“每一个村，都要翻山越岭”。

    曾与王彦生同事8年的刘漳河说，山路多不通畅，没有车，完全靠步行。1985年国庆节傍晚，王彦生拉着刘漳河去上韩王山村，刘劝说明天再去，彦生说明天还有别的事。于是他们拿了干粮，夜间登上1000多米海拔的韩王山村电视转播台，三天后，《涉县差转台开始转播》的新闻稿在省报刊登。

    那几年，王彦生每年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稿件都在130篇以上，后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

 

“很合群儿，很有亲和力”

 

    1990年12月，王彦生调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基层党建和文字审核。

彼时，王海峰是他的直接下属。但论年龄，王海峰虚长彦生4岁。5年相处相交，可谓“同事加挚友”。

    在他印象里，这位年轻的领导没有“官架子”，平时说话的声音都不高，“很合群儿”，具有相当的“亲和力”。也因如此，同事们有了不愉快，总爱跟彦生聊聊。能忍能让，宁可自己委屈，不让别人作难。基层党建方面，涉县每年都会受到上级表彰，但王彦生个人，却总将表彰名额让出来。

    王彦生对于“官位”、“权力”看得很淡。他曾对王海峰说，我不适合做“大官”，只要能把工作做好，就问心无愧。

    一些文字材料在时间或是质量上出现瑕疵，王彦生总是主动担责，这让承担具体材料的工作人员都过意不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年终干部考核过多过滥，条条考核，块块考核，层层考核，各个部门都要搞考核，弄得基层干部每年要拿出两三个月时间应付各类考核。就此现象，王海峰与王彦生做过探讨，决定要写篇东西“指陈时弊”。

    不久，王海峰写出《基层干部对年终考核的呼声与建议》，彦生看后，肯定了文稿质量，但建议将个人署名改为“涉县县委组织部”，理由是，“这篇稿子一旦发出去，有可能会招来政治风险，用集体名义发稿子，可由集体承担”。

    果不其然。这篇稿子发出去后，当时河北省委5位领导做出批示。批件发至市县，引起不小震荡，原县委主要领导连夜开会，查问作者是谁、动机何在。

    王彦生表明是自己审阅了文稿，说明“完全是为了工作”，所写内容符合实际，“不仅不是问题，而是有利于改进工作”。此番话，化解了王海峰的个人风险。

 

一生的准则：做个好人

 

    付岩伟提到，1994年时，他感觉身体不适，彦生和他到医院检查，奇怪的是，他没有看到结果，第二天，彦生派人领他去省城复查，在送到手术台时，他才知道自己得了“食管癌”，而他母亲和爱人在签字时，才知道这一情况。后来，他听彦生解释，之所以那样做，是担心他年迈的母亲和情绪易于激动的爱人出现意外，也担心他平添心理负担。

    手术结束后，彦生拉着他的手，说“没事了，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工作呢！”

    “彦生一直牵挂着我的健康，没想到，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他却英年早逝了……”说到此，付岩伟掩面而泣，再也说不下去了……

    对同事的这种情义，让大家凝聚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每每面对生活困难的老党员，彦生都心痛。无论到什么地方，王彦生都装上几百元钱，看到生活艰难的老人，就会尽微薄之力。

    王部长曾说，看到这些老人，他就会想起自己过早离世的母亲，想到孤独大半生的父亲，就不由自主地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亲人。

1995年，王彦生和他的同事江清海到龙洞村下乡。按照惯例，他来到老党员赵文书家中，当他看到赵文书吃的是硬邦邦的糠窝头，盖的是又硬又潮的破被子时，含着泪掏出了身上仅有的160元钱，让他换床新被子，改善伙食。也正是在那年，在他的主持下，涉县建立了“困难老党员补助金”这一关爱机制，一直延续至今，近年又提高了救助标准，扩大了救助范围。

    江清海说，这种特别针对老党员的关爱机制，在当时也是超前的。

    做个好人，恐是王彦生一生的做人准则，什么是好人？怎样才算好人？对于王彦生，所有受访者的评价几乎惊人的一致：那是个好人！2007年正月初四，王彦生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工作30年，变换过几个地方和岗位，从未刻意追求过名利之物，常怀感恩之心对待工作和生活。扪心自问，所得几何？和我共过事或接触过的人说一句：‘那是个好人’，我便心满意足。其实，怎样才算个‘好人’，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喜欢‘好人’这个评价。”

    在为人处事上，作为父亲的王彦生常对女儿说，我不奢望你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你必须先学会做人，凡事要以善为先，要做个好人!

 

面对灾区群众，以跪还跪

 

    1996年，王彦生匆匆从外地赶回涉县。他获知“洪水从西安居村中穿过，数十名乡亲下落不明”的消息后，不由心头一紧。

    西安居村是他老家，家中尚有年迈老父，还有许多关爱自己的乡亲。同时，西达镇、后匡门村已中断交通通信5天，接受了去西达镇、后匡门村的任务后，他毅然决然赶往灾区。

如今，通往后匡门的山路已铺成油路。但路面依旧狭窄，且随山势延伸，晃荡了近两个小时，才到了后匡门，同行中有人受不了颠簸，竟呕吐不止。十多年前，路不成路，沟壑遍布，王彦生是怎么来的？

    泥石流冲毁了千余间房屋，20多人被冲走失踪，上百人受伤，数百人无家可归。乡亲们看到他后，情不自禁下跪在地，王彦生以跪还跪，声泪俱下……

    那几天，王彦生就住在江宋昌的家里，“那个孩子眼窝浅，对待老百姓的感情真，见大家受难，他的眼泪几乎就没断过。”

    江宋昌说，夜里，王彦生睡不着，几次摸黑出去，看着老百姓哭，他也哭，几天没吃几口饭，“那个孩子浓眉大眼，他和乡亲们一道，用手刨出遇难群众的尸体，又刨出了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手都刨得流了血……这种感情，可谓‘血泪相连’。”

    在一次聊天中，江宋昌知道了王彦生是西安居村人，惊讶而又略带责怪地说，“你们那里也遭灾了呀！你这孩子，咋不回去看看呢！”王彦生说，“安居和匡门，都是我的父老……”他后来知道“那个孩子打小就没了母亲，是乡亲们把他养大时”，似乎也明白了王彦生那番话的真诚，“像这样的好官，永远都活在老百姓心里头。”工作人员在整理王彦生的资料时，找到了他当年写的入党志愿书。其中写道：“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没有人民的哺育和党的教育，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为此，我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忠诚于党的事业……”

    1998年1月，对于王彦生来说，是他人生中一次大转折。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共曲周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从此，他走出了大山。

 

“他对老百姓的亲是真亲”

 

     曲周属平原地带，正处邯郸东部，涉县则位于邯郸最西部，一东一西，两县相距近200公里。

     离开大山，王彦生依然保持着大山的品格。在曲周，王彦生联系帮扶东路庄村。该村位于曲周县的东南角，土壤贫瘠，一起风，沙尘四起。

     东路庄村原村支书张得顺常说，“彦生是一位真正把老百姓冷暖放在心上的好领导”。在曲周工作的5年间，王彦生每年都会来这个村20多次。每次来，王彦生从不跟乡镇领导打招呼，经常是和司机两个人，“很少在村里吃饭”。

     但也有例外，有次天色已晚。老支书再三恳求，终于留下，但约法三章：不动酒，不吃肉，不准其他干部作陪。张得顺说，“喝两盅酒，割二斤肉，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是家常便饭，再说这是我的心意。”王彦生坚持不让，最终只吃了一碗菜面条，一个馒头，完后踏上归途。

     每次下村，他都要走访生活困难的老人。1999年11月，王彦生来到李守仁家，看到他家上有老母重病，下有孩子上学，自己身体也不好，房屋破旧不堪，当场从兜里掏出100元，硬塞到李守仁手里，“给老人治病，孩子上学也不能耽误”。

每次来到东路庄，王彦生都到李守仁家中坐坐。在王彦生的帮助下，李守仁租赁了村里4亩荒滩地种树，加上六七亩棉花收成，两年前，李守仁把家里旧房子翻盖成了新房。

     1999年夏季，张敬超时任曲周团县委书记。他接到王彦生电话，一同去依庄乡看望一名贫困生。这个孩子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一直靠街坊接济，求学之路将断。

王彦生见到那名贫困生后，把书包、书籍和200元送给他，鼓励“要坚持”。临走时，他留下电话号码，“有我在，一定不让你辍学，有困难就跟我打电话。”

     回来路上，王彦生拉着张敬超要喝两杯。在张的印象里，彦生不怎么沾酒，但那次他们在路边的一个小饭店里，要了几个菜，要了一瓶白酒。几杯下肚，彦生部长谈起了自己的身世，“我4岁就没了娘，没有父老乡亲，哪有我的今天啊，看到这个贫困生，想起了当年。”

     贾贵生曾是王彦生的司机。“一件绿色军大衣，生活简朴得让人难以相信”，他甚至看到王彦生贴身穿的那件吊带背心，“背心上有几个窟窿，上面印着‘涉县县委组织部七一表彰’的字样。”

     不论下乡还是开会，只要路遇老人，他总要停车捎一程，也顺便了解民情民意。次数多了，贾贵生便感觉这个领导跟别的领导“不一样”，“他对老百姓的亲是真亲！”

 

对待亲人，至孝至爱

 

     他走出了大山，老父尚在涉县。做儿子的心里明白，老人家为了他，几十年里未再续娶，含辛茹苦。王彦生曾对贾贵生说过，父亲白天干活，晚上回来洗衣服、给他辅导功课。

     在涉县时，王彦生为照顾父亲方便，帮找了个门卫的活儿，也算有了照应。只要有空，他都要去看看，那怕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为了看一眼。后来，老人家身体每况愈下，生活多有不便。思虑再三，他提议给父亲找个老伴儿，屡被拒绝，耐心做了两年“思想工作”，老人家才答应下来。而他，也把继母当成亲娘看待，一口一个“娘”，叫得老人家心里甜滋滋。

     如今相隔几百里，父亲和继母，是他最为放心不下的牵挂。

     初到曲周，无论再忙，时间再晚，身心再累，他都要与父母打个电话。再后来，王彦生索性将两位老人接到了曲周。在当时的县粮食局借了两间闲置房。“每天都要陪父母吃一顿饭。”如此孝顺，一度让周边居民不相信王彦生嘴里的“娘”竟是继母。

     为人夫、为人父，只是那份爱，爱得过于深沉。在曲周的5年里，妻子因为工作，女儿因为学习，都在涉县。打心里讲，她们都想团圆，可现实如此，家中事务只得靠彦生爱人操劳。

     在王玉洁的记忆中，每次回家，她都习惯地看一眼，家里是否多了双鞋子。“鞋子在，说明父亲回来了，心里就说不出的高兴。”玉洁说，大多时都是失望。

     彦生爱人回忆，他知道我不易，说家里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人肩上，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真是辛苦了！……等他退了休，就一定好好补偿……可是，再也等不到了……

     泪水流干了，嗓子也哑了。王彦生和爱人家离得并不远，当年介绍对象，好几个媒人找到她，结果说的都是“彦生”，“也是，可能这就是缘分吧，我是邯郸卫校毕业，他是邯郸工业学校，凭学习走出大山的人，在那个年代，不多。”

     家里有张照片，雪花飞舞，王彦生拉着爱人在雪地跑，俩人都在甜蜜地笑……

     他把手机和电脑的屏幕上都设成女儿的照片。在女儿出嫁那天，在众人面前，他控制不住情绪，突然间号啕大哭。女儿放心不下，打过来电话，他对女儿说：“爸爸能看到你长大成人，心里很高兴。可是，想到哪天我突然倒下，家里的重担就都落在你的肩上，爸爸心里舍不得啊！孩子，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你都要坚强啊！”

     那被泪水浸湿的面容和哽咽的话语，深深地烙在女儿的心里……

 

看淡名利，看重事业

 

     作为组织部长，经常要面对“说情风”，有的还是关系较为亲密的人。有一位领导的亲戚在调往上级机关前，想在调动时把副科级解决为正科级，因为不符合组织程序被王部长一口否决，这个人又托人几次打招呼，但他始终顶住了压力没有办。有些同志建议做个顺水人情，王彦生说：“我们绝不能做这种自毁长城的事情。”

     王彦生对如何用人，有自己一套总结：对千里马型干部不亏待，让开拓者无忧；对老黄牛型干部不忽视，让实干者无悔；对包青天型干部不挑剔，让公正者无畏；对智囊团型干部不嫉妒，让谏言者无虑。

     2002年9月，牛玉禄提拨为曲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此前，牛玉禄没得到任何消息。后来，牛玉禄为表达感激，想请王彦生吃顿饭。但他不答应：“玉禄呀，你要是心里真正过意不去，等我啥时候见马克思了，你给我送个花圈就行了……”

     在任丛台区委组织部长期间，一名干部多次找到组织要求提拔，并通过各种关系说情。在打了近两年的“公关战”后却毫无收获，这名干部气急败坏地找到王彦生“理论”：“都说你好说话，咋到了我这儿就往死里卡。你难道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王彦生拍案而起，“组织原则不是任意交换的筹码！你这种性格不改，迟早会栽跟头。”事后不到一年，这名干部就因违纪受到了处分。2007年，一位开发商想当人大代表，由于群众基础比较差，提名没有通过。他找到王彦生说：“只要能当上人大代表，花多少钱都行。”彦生义正词严：“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不是用钱就能买来的！”

     这个开发商还不死心：“我就不信你跟钱有仇？”当即掏出两万块钱拍到办公桌上就走。王彦生也不示弱，抓起那两万块钱，冲着刚出门的开发商的背影就扔了过去……

     2002年县（市、区）党委换届时，曲周县委拟推荐他担任县委副书记，他考虑到符合提职条件的人较多，身为组织部长的他主动向上级提出，把提职机会让给其他工作资历更长的干部。

     2007年，丛台区委推荐他担任一个重要的正县级职务，他却委婉推辞，并主动找到考察组说，我身体不太好，还是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吧。由于一再谦让，他成为邯郸市在组织部长岗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达11年之久。

     彦生已去，但办公室依旧，那件“绿色军大衣”还挂在衣架上，书架满满的，政治、文学、经济……与别人的办公室不同，他的房间里放着一些用过的医务器械，没用完的药……

 

不愿给人添麻烦

 

      2005年春天以后，王彦生常感头疼，一开始是隐隐约约的痛，到了6月底，感到头疼得难以忍受。7月，王彦生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北京，一纸诊断使王彦生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脑部左侧基底动脉梭形瘤。

     一个关乎生死的两难选择摆在了王彦生面前：做手术，需要二三十万元，且有下不了手术台或留下后遗症的风险；不做手术，等于在脑袋里安了一颗“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失去生命。他经过认真思考，最终放弃了手术治疗。

     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花那么多钱，做完不见得比现在好，说不定还会拖累人，何必呢？即便手术成功，也恐怕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工作，何以报答组织的信任和关爱？现在除了偶有头晕头痛，没别的不好感觉，没准还能坚持做几年事情。”

     检查中，医生一度不相信眼前的王彦生竟是个病人。依据以往的诊断经验，这种病情早已让病人卧床多年。临走出医院时，医生告诫他千万不能劳累、着急，最好是卧床休息、安心静养。邯郸市委和丛台区委领导几次对他说“要保重身体”。他却说，“现在看来，病情结果无法改变，就让我用有限的时间多做一些工作吧！

     王彦生自己承受着巨大的煎熬和压力，可他不愿家人为他担心，总是乐观地说“没事儿”。因为忙，病情需要定期复查，2005年下半年，几次与北京专家约好，王彦生却因太忙去不了，一拖再拖，最后约在了2006年春节期间到北京看病。当时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丽娟恰在北京的妹妹家过年，大年初一想让王彦生到家里去吃顿饭。王彦生却说：“不添麻烦了，看完病我们就早早地赶回去了。”

     张丽娟询问了住址，找了过去。一进宾馆，看到那个情景，张丽娟惊呆了。

     “那个小房间不及一般的旅馆房间大，那个灯光是黄黄的，那个褥单也是黄黄的，很一般。我当时说不上来的感觉，他说这挺好、没事！回我妹妹家的路上，我的眼泪忍不住往下掉。说实话：一般家庭的人员、一般工薪阶层、咱们出去都不会住那样的房子，何况他一个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我觉得心痛……受不了……”

 

临走前的告别

 

    王彦生在博客中写道：“每当想起家乡的父老乡亲，想起他们艰苦的生活环境，我不敢有一点点放纵，否则我良心不安。”他和爱人既要赡养老人，又要供孩子上大学，加上救助贫困群众的开支，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刚到丛台区任职，他们一家人租房居住，女儿大学毕业，住不开了，才在一个比较旧的小区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当时，还向亲戚朋友们借了5万块钱。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怕自己万一还不了，便带着女儿上门一一认账。

    那一天，王彦生领着女儿，拿着纸和笔挨个来到那些亲戚朋友家，告诉女儿，咱们欠这个叔叔多少钱，欠这个伯伯多少钱……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死亡，他没有颓废、没有抱怨，更没有流露出半点脆弱。王彦生在博客中写道：生命对人是多么宝贵，应该倍加珍惜。但应该如何珍惜呢？那就是尽自己所能，多干一些对社会、对别人有意义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命，但我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通过做更多有益的工作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儿时，王彦生小姨给了他母爱般的温暖。2009春节前，王彦生好象预感到了什么，不顾路途颠簸、病痛折磨，执意要回老家看看。

     这条路他太熟悉了。从迈出大山，到邯郸求学，从山区再到平原，30多年风雨，这条路他不知走过多少遍。一路无语，似乎，谁都清楚可能要发生什么了。这一次回来，王彦生看望了许多的街坊邻居，给他们都留下了二三百元钱。

    也就是在这个春节，王彦生和爱人带着老父亲和继母，还去了趟广西，他们要带着老人出趟远门，见见祖国的好山好水。

    在外人看来，王彦生像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每天在不停地超负荷转着。2008年底到2009年初，街道社区领导班子开始换届。大到选举方案、会议议程，小到会场的布置、选票的印制，都一一过问。

    只有妻子知道，丈夫已经累到骨头里了。很多次，她准备好热水，等着为深夜回家的丈夫烫烫脚、去去乏，可就在她去端水的这点工夫，丈夫已经和衣躺倒睡着了。看着王彦生像孩子一样酣睡的模样，妻子常常整夜坐在他旁边悄悄抹眼泪，也许只有此时，彦生才完全属于她。

    2009年2月4日，王彦生去世那天，丛台区要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他早早起床，爱人见他脸色不好，劝他别去开会了，王彦生却说：“不行，这么重要的会议，我怎么能不去？”爱人拗不过，只好把早饭端给他，他坐在沙发上，硬吃了两口，刚一起身，突然“呀”的一声，接着就歪倒在沙发上……

 

生而有形，死亦不朽

 

    2月6日，王彦生遗体告别仪式举行。这一天，天寒地冻，冒着凛冽的寒风，闻讯自发前来的人越来越多。500朵白花，不够！1000朵，不够！1500朵，还不够！……

一位熟知王彦生的书法家含泪写下一副挽联——彦生长辞丛台垂首祭英烈，生为人杰滏河洒泪送忠魂。

    牛玉禄也来了，他怎么想不通，当年的戏言竟成了现实。在王彦生的遗体前，牛玉禄献上花圈，接着边哭边说，王部长，我要知道上天是这样安排的，我宁愿永远不给你送这个“礼”（花圈）……

    王彦生的老父亲，怎么也不愿承认儿子离他而去的事实。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老人，至今每天总会不自觉地捧着儿子的照片，嘴里默默地念叨着：我的好儿啊……

    49岁啊！

    再看送别王彦生时的影像，殡仪馆内外，挽幛如云，花圈似海，有人默默鞠躬，有人跪地不起……

    每个人心中都会为他祈祷：王彦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