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满族自治县名人录

本溪县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人文历史久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对推动本溪县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本溪县的煤铁资源，1927年（民国16年）本溪4500多名煤铁工人不忍受日寇的残酷压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八二三”大罢工，充分显示了本溪矿工的抗日斗争精神。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民国20年），著名抗日将领黄拱宸、邓铁梅、苗可秀领导东北民众自卫军，奋起抗日，在辽东山区打响了抗日第一枪，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在解放战争中，英雄辈出，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无数本溪县儿女奔赴战场，奋勇杀敌，用生命和新血保国援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本溪县人民焕发了极大的劳动热情，一些有志之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继学

李继学，明末辽东清河堡（今本溪县清河城）人，生于1573年（明万历元年）。

李继学青年时代，正当明末辽东边贸活跃时期，明朝在清河设马市。李继学以经商为业，常走家串户贩卖日用杂货，人称“李货郎。”后又经营皮货、人参等生意。

李继学经商，经常往来于辽阳、清河、碱厂、抚顺和兴京（今新宾县）之间，对辽东地理形势及风俗民情很熟悉。不论是明朝辽东边关将士，还是后金官民，都混得很熟，出于商业目的，他还为辽东总兵府承办物资供应之类的差事，时常出入辽东边墙各关隘城堡。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7月，后金汗王努尔哈赤率八旗劲旅进攻清河城。明军参将邹储贤依城固守，用火炮滚木雷石打退后金军多次进攻。努尔哈赤苦于无计破城，闻报捉住本地商人李继学，知他与清河城守城将士很熟，便以授爵封地为条件，利诱其设计打开清河城门。李继学应允。努尔哈赤下令退兵数十里外，同时设下攻城妙计。次日，李继学和化装成百姓的后金将士到城下叫门。守城将士见后金兵马退走，来的是商人李继学等，便大开城门。这时城外的后金兵马突然出现，里应外合，城堡遂被攻破。明参将邹储贤战死，城中军民近万人皆被杀死。同年底，明朝决定发兵辽东，以杨镐为辽东经略，率杜松、马林、刘挺、李如柏等将领，调集10万大军，欲彻底消灭后金势力。杨镐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为探听后金虚实，特派己在辽东经略府帐下任职的李继学为使，于次年正月来到后金的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目的是探听努尔哈赤和解的诚意，并趁机观察后金的虚实，准备以武力压服后金就范。

努尔哈赤将李继学一行留下，待为上宾，另一方面却在抓紧备战。李继学虽为明朝使者，暗中却在帮助努尔哈赤，反将明军实力密报给后金，使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向了如指掌。李继学等人在后金逗留月余，直至2月下旬，得知杨镐己在辽阳誓师，双方大战在即，和谈已无必要，便离开赫图阿拉，返回辽阳向杨镐复命。

努尔哈赤根据李继学提供的情报，针对明军“分进合击”战术，定下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应对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将明军各个击破，取得了萨尔浒大战的胜利。

1621年（明熹宗天启元年），后金兵马攻下辽阳、沈阳之后，李继学正式投归后金。努尔哈赤为表彰他攻城密报之功，授予都司之职。李继学任职后，恪尽职守，敢于直言。当他发现副将刘兴祥贪婪成性，多次收受贿赂，深感愤慨。在掌握了刘兴祥的贪污证据后，便向努尔哈赤告发，刘兴祥因而被罢职。此后，李继学又因组织搜集明军情报、追捕建州逃人有功，授三等副将世职，封为茂利伯爵，并将清河城望城岗子和西沟一带土地山场赐封与他。李继学后因年迈辞官归养故里，死后葬于清河城望城岗子，所葬之处人称“李伯爷坟。”

郭守真

郭守真  字致虚，号静阳子。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9月29日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定远村。

1630年（明崇祯三年），24岁的郭守真由江南游历到辽东，见九顶铁刹山群峰崛起，峭拔雄奇，古柏参天。山上云光洞中，内藏天然石龙、石虎、石白菜等八宝，天成地造，栩栩如生。面对古刹仙山洞府，心中无比快慰，便决定隐居此山，潜心修行。

郭守真在云光洞苦苦修行17年，开始时尊崇儒学和佛教，后来专心致志地钻研黄老之学，虽然竭心尽力，却一直未能窥见到道教的真正源头，不觉长叹道：“没有师父的教导就不能脱离法世成道，这话实在呀!”于是决定下山访道。自1647年（清顺治四年）开始，历经两年多时间，足迹遍布关内的名山大川，于1649年（清顺治六年）到山东省即墨县马鞍山聚仙宫，拜谒李常明。

李常明是道教龙门派第七代弟子，号紫气真人，曾为明万历年间进士，学识渊博，道法高深。尤其精通药理，善于因病施药，而且服用他所配制的药效果特别明显，常常是药到病除。时人对他的医术十分敬佩，以致越传越神，说他用泥搓成的药丸可以治愈百病，因而被称为“泥丸道人。”

郭守真拜谒李常明，“晤谈之余，心源契合，”便向李常明表达拜师学道的愿望。李常明为考察郭守真的诚意和悟性，出了许多难题来测试他。见他谈吐不凡，谦恭有度，学道决心十分坚定，颇感欣慰。心想郭守真数年修道，不畏艰辛，行程逾万里，是可造之人，将来必能将龙门派道统发扬光大。便决定收度郭守真为道教龙门派第八代弟子，并举行了正式的拜师仪式。

李常明先后收徒14人，皆在聚仙宫修道。他对弟子要求极严。他见郭守真对师傅的服待更加慎重小心，学道十分用功，便把学道的决窍传授给他，并告诫他说：“修道不能逾越等级，一定要专一，严格地守持戒律以达到再没有可以戒的，再在心里默念真诀，那么，登上仙道便没什么问题了。”由于为师悉心传授，郭守真潜心参悟，因此所学日渐精进，“一言印证，全体通明。觉前此千经妙谛，滴滴归源；视后来一切众生，人人可度。”

郭守真后有《遇师》一诗，表达了他师从紫气真人学道的感受：“隔断红尘别有天，磨穿铁杵己多年。猛然打破无缝塔，偶尔栽成出火莲。运起坎离天上月，佩来卯酉水中眠。雪深无尽寒梅放，荷我仙师指道渊。”想当年自己隐逸辽东十数载，虽有修道的恒心，但因无师指点，纵然磨穿铁杵，依旧如山重水复，难得真谛，以致于“披星跋涉过千日，沐雨崎岖历百回。”如今得恩师亲传，恰如打破无缝之塔，柳暗花明，心胸豁然开朗，因此对恩师的教诲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

郭守真在马鞍山聚仙宫苦修两年后，拜别师傅李常明，1651年（清顺治八年）到北京白云观，拜谒师伯昆阳子王常月，请求在此继续受戒。王常月先于华山修道，后在北京白云观演戒三坛，著有《龙门心法》等经书，也是道教龙门派的集大成者。白云观及道教一大丛林，名山荟萃，香火极盛。郭守真在此间受戒修道更加虔诚，龙门派经典、教义、戒律等无不烂熟于胸，又得师伯真传，学识和修为日益升华。有《受戒》一诗，记述了他在白云观受戒的情形和感悟：“玄宗仪范最称雄，计许仙人跨鹤冲。恭遇天开金碧阙，仰攀畿近白云宫。皇皇玉籍输春圃，湛湛天香霈太空。独我服膺和海众，任他南北与西东。”

在北京白云观受戒圆满后，郭守真又回到九顶铁刹山，继续坚守戒律，净心修行。据《九顶铁刹山志》记载：“郭守真复归铁刹山云光洞，前后判若两人，此番修道益发精诚，饥餐松子，渴饮洞内天然泉水，久则不饥不渴，余阳殆尽，怡然乾健，温养而神通大化，涵虚以妙证金身。”他在此时的修为，己达到了龙门派创始人长春子邱处机所说的“心即是道，道即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的境界。因他又懂得吐纳功夫，兼通医理，身体十分康健，行走如飞，足迹遍布本山各处，得意时便吟诗作词以自乐。

为弘扬龙门派道统，郭守真在八宝云洞下建成三清观，正殿供奉玉皇大帝塑像，东殿供奉真武铜像，西殿供奉三官大帝铜像三尊。又在本山修道十年，才开始正式“延徒受戒，大兴教法。”按全真教龙门派始祖邱处机留下的“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中的太子字辈序，收徒传道。从清顺治末年到清康熙初年，郭守真在九顶铁刹山云光洞收徒8人，分别为：山东蓬莱人王太祥，山东掖县人王太兴，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高太悟，直隶改榆（今属河北省）人刘太琳，山东津县人赵太源、傅太元，山东海阳人沈太宗，盛京辽阳满洲正白旗人砥太庸。郭守真见本山道事已具规模，香火兴旺，心中深感快慰。

1663年（清康熙二年），盛京（今沈阳）大旱，时任盛京将军的乌库礼为解除旱情，命各州县张榜布告，召请各方高士前往盛京祈雨。郭守真得知此事，认为济世爱民及道家之本，赴盛京祈雨正是弘扬龙门道统的良机。于是命王太兴、高太悟、傅太元3大弟子住在铁刹山，自己亲率刘太琳等五弟子前往盛京祈雨。到盛京后，即设坛布法，乌库礼将军亲临法坛，盛京百姓纷纷前来围观，半信半疑。事有巧合，设坛祈雨期间，盛京果然普隆喜雨，旱情已除。全城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对郭守真师徒感恩戴德，将其奉为神明。

乌库礼将军曾为清军骁将，战功卓著，赴任盛京将军3年，颇有政声。今见郭守真祈雨成功，造福一方百姓，特将郭守真师徒请到将军府晤谈，得知郭守真及师承龙门正统，堪为当世奇人，不由得大为敬服，将师徒一行留住城中，待为上宾。郭守真见乌库礼将军以诚相待，立即提出要在盛京传经布道的想法。乌库礼将军满口应允，并拨出专款，在盛京城外西北角玄武湖处，排水筑基，建起一座三教堂（今太清宫)，在三教堂后面盖起三列高阁，供奉玉皇大帝神像，又在阁的两旁，各建起一处房子贮藏道经。将三教堂作为铁刹山三清观的下院，迎请郭守真师徒在这里居住。乌库礼将军与盛京官吏对郭守真执以师礼，将军本人公务之余也来听郭守真宣讲道经，2人成为至交。

郭守真自任三教堂监院之后，又收度6名弟子，这6名弟子是：直隶昌黎（今属河北省）人秦太玉，山东文登人高太护，奉天承德人（今河北省）吕太普，河南祥符人刘太华，以及盛京辽阳人刘太应、刘太静。因师傅紫气真人收徒14人，所以郭守真前后也只收14人。

自盛京祈雨到三教堂建立，郭守真及龙门派道教声名大振，远近前来参谒的人络绎不绝。据《太清宫特建世系承志碑》载：“姑无论请见为何如人，苟其洁己以进，莫不覆以慈云，施以化雨。”

郭守真见局面已经打开，人心向善，便谋求向外发展，命弟子刘太静、高太护、吕太普辅助自己在盛京三教堂传道；命弟子王太兴、高太悟、傅太元住持铁刹山云光洞；命弟子刘太琳、王太祥等人分赴千山、医巫闾山及吉林、黑龙江等地建庙布道。其中刘太琳、王太祥在千山创修无量观，医巫闾山的海参云观、圣清宫、圆通观等皆刘太琳传人创修布道，黑龙江绥化、庆城、吉林海伦等地宫观则是王太兴传人所创修。至此，全真道教龙门派弟子遍布东北地区，九顶铁刹山成为东北道教的发祥地。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三教堂获康熙皇帝御赐一藏道经，这时，郭守真虽己年届八旬，却是鹤发童颜，道骨仙风，并亲自讲演经典，“有叩必应，事去则静，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殆不过，”这便是东北道教兴盛的写照。

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郭守真己是九旬高龄，功德修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便决定闭关，不问教务。他将刘太静、高太护、吕太普诸弟子召集一起，对他们说：“我把正宗的道法传给你们，你们千万不要让它断绝。”遂将三教堂道事向弟子们交待清楚，然后闭关，垂帘息功12年，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9月25日盘膝端坐羽化，享年102岁。众弟子将他鞋杖埋在三教堂的后院，次年又为他建塔立祠，追尊他为“致虚守静郭大真人。”

郭守真文学功底深厚，仅《九顶铁刹山志》就载录其诗8首。其《绝尘慨咏》一诗道：“可怜世事乱离秋，几许衣冠水上沤。驿马惊传山北向，铜驼行见水东流。劫余沧海成泡影，梦里乾坤不系舟。敢效巢由高洗耳，聊从赤石且遨游。”其《自隐偶题》一诗道：“高隐辽东古铁山，万缘放下一身闲。渔樵混迹参真趣，鸡犬无声绝妄攀。一我之中忘化我，无颜寓内炼童颜。静中探到真源处，拈把清风作紫关。”又有《乐道》一诗道：“吾家至乐乐陶陶，淡荡青玄透九皋。来往纵横恒自在，幽明上下任游遨。千秋道脉传三事，万里天梯杖一毫。此是道人真乐处，江心明月展云袍。”

郭守真自24岁出家辽东，一生学道、修道、悟道、传道近80载，终于使九顶铁刹山名扬四海，使三教堂（太清宫）为道教一方丛林。龙门派第八代弟子中，以郭守真成就最大。后人重修三教堂石塔，并铭文赞曰：“龙门八代，唯公独尊；千年道派，由此渊源；神游八极，玄范常存；德同天地，塔砌云根。”后人有诗赞道：“脱却儒冠世虑册，宏门开教度雄关。龙堆马邑栖何处，沈水辽云卜此间。香火有缘徒众集，药炉无恙洞天环。丹成骑鹤朝金阙，仙迹长留铁刹山！”

周朝霖

周朝霖，字雨青，安徽人，1906年出任本溪县第一任知县。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0月，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向朝廷奏请：“辽阳州属，本溪湖附近一带，毗连兴京（今辽宁新宾县）、凤凰（今凤城），万山重叠，路径分岐，为盗渊薮，应另设知县。”赵尔巽奏请设治的建议被清政府采纳。翌年9月，赵尔巽委派周朝霖任本溪县设治委员，负责筹备本溪县设治事宜。

周朝霖到本溪湖后，发现日本大仓财阀非法开采煤矿，掠夺本溪湖一带矿藏资源，感到事关重大，本想制止，但因牵涉外交事宜，于是便将大仓财阀强行采煤情况报告给盛京将军赵尔巽，请赵向奉天交涉总局矿政司查询有无大仓煤矿的存案，同时向赵请示对付大仓的策略。赵尔巽根据周朝霖的报告，令交涉总局照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禁止大仓开采本溪湖煤矿，责令将煤矿交还中国。赵尔巽令周朝霖会同辽阳交涉委员照会日本副领事，就地禁止开采。但是，大仓以本溪湖煤矿业经日本关东总督批准为借口，对中国当局的照会不予理睬。

同年10月，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置本溪县，“划辽阳、兴京、凤凰三州厅地并归管辖。”建县初始治所设在牛心台，周朝霖通过实地勘察，上书奉天当局，提出本溪县治所应设在本溪湖。他认为“本溪湖为省地通东边之要道，山势环耸，实省城东北之屏障。”他还分析了本溪湖为安奉铁路（沈丹线）必经之地，日本人以护铁路为名，在此地驻有军队，而且又在本溪湖强行非法采矿，中日双方屡起冲突之状，提出“县治设于他处，则对于外人之抵抗力全归消失，日后恐不堪设想，”“故就委员管见，其设治处所应以本溪湖为断。”不久，周朝霖的建议被当局批准，治所由牛心台迁到本溪湖。

建县设治后，百业待兴。周朝霖身为本溪县设治局总办，同时兼任凤凰厅本溪县交涉委员，他一面筹建县行政公署，一面继续对大仓非法开矿采煤进行交涉。在交涉过程中，他坚持原则，毫不让步，而日方一直未停止采煤。周朝霖对此极为忧虑。正在此时，本溪湖煤矿发生水灾，淹死数十名中国矿工，煤矿被迫中止开采。周朝霖认为这是迫使大仓停采和将煤矿交还中国的良机，便将这一情况上报赵尔巽。赵接到周朝霖的报告后，令奉天交涉总局照会日方：“今后不准再行开采。”日本总领事又寻找借口，言称：“本溪湖是日俄战争后未撤兵地区，日本人采煤是供军用，不能禁止，”使交涉再次陷入僵局。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3月，清政府将盛京改为奉天省，下分三道，本溪县隶属东边道，县设治局改为本溪县公署，周朝霖由设治局总办改任知县。

周朝霖到任后，注重吏治，在县署内只设“三班”（捕班、快班、马班）、“三房”（礼房、兵房、户房），并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将全县划为8个区、185个乡、346个村。周朝霖任职期间，办事认真，恪尽职守，受到清政府的赏识。不久，由本溪县知县改任奉天矿政局本溪矿政分局总办，专门负责本溪湖煤矿交涉事宜。奉天当局因对大仓非法开矿屡禁不止，便由矿政局派员到本溪调查大仓采煤情况后，建议当局对日让步，采取中日合办，得到当局首肯。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8月，东三省总督令奉天矿政局总办郭祖舜与大仓煤矿议订合办合同，周朝霖奉命参与此事，并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至1910年（清宣统二年）5月，中日双方才正式签订《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合同》。中方几经努力，只争得一半的矿权。周朝霖身经此事，不畏艰难，竭尽全力进行周旋，为维护中国主权不懈努力，功不可没。

肖汉杰

肖汉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于本溪泉水东山，1912年（民国元年）7月毕业于奉天（今沈阳）省两级师范学校初级本科。1922年8月分配到本溪县第一高等小学校任教。1923年2月调到奉天省立第三高等小学校任教。

1914年3月，经考试录用为甲等县视学，派往开原县任视学之职。1917年7月以后，充任东丰县、西安县（今辽源）视学。1919年7月调任沈阳新民县视学。因办学成绩卓著，获教育部颁发的四等金质奖章一枚。1921年7月调任海城县视学。1923年7月调任本溪县视学。年底任本溪县教育公所所长。1924年8月，受奉天省长王永江派遣到盖平县任科长。正准备就职，本溪县知事白尚纯向省呈请肖汉杰留任，因肖汉杰富有办学经验，成绩卓著，经省长同意批准留任。1926年12月任职期满，又由县知事李心曾呈请，经省教育厅批核继续连任。1929年5月，经辽宁省教育厅任命为本溪县教育局局长。同年7月本溪县知事报请：“肖汉杰在担任本溪县教育公所所长、局长五年期间，学识渊博，办学有方，工作尽职尽责，使本溪县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至今全县有学校百余处，并得到煤铁公司捐款，兴办初中，由于办学有功，奖其三等金色奖章一枚。”

肖汉杰1928年受县知事白尚纯委托，着手编写《本溪县志》。组织教育界及社会知名人士10余人，编写了较为详细的县志编写提纲、篇目及县志调查提纲，分发各村学校、机关，限期责成专人搞好调查上报。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肖汉杰与众人将本溪县自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至1928年（民国17年）23年的史料编成县志稿。可惜在报省批准时将原稿遗失。但调查的大量原始资料，仍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为后世撰写《本溪县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沈 曙 东

沈曙东（又作淑东），原名沈玉春，字方寅，曾用笔名方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生于本溪县南甸子才窑沟。

沈曙东祖籍辽宁岫岩县，满族。先祖为清皇族远亲，因遭贬黜，没落为平民，无固定姓氏，至其曾祖始以沈为姓。 其曾祖到才窑沟定居务农，占有少量土地。其祖父亦务农。其父沈富林经商不利，多有亏欠。其母王氏生沈先生兄弟2人，其二弟长成后学糕点匠手艺，因生计迁居外省。沈母亡后，父娶继母，生其三弟沈玉棋后，将先生与二弟逐出家门。兄弟2人时年尚幼，只得寄食于亲属。

沈曙东幼时聪慧，入塾读书过目成诵，后入碱厂第一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考入本溪县简易师范，读书一年半即回碱厂任教。沈先生在碱厂任教十余年，执教有方，循循善诱，教学质量颇高。其学生升学会考时，多名列前茅。1936年，沈曙东升任牛心台学校校长。沈曙东为提高教学质量，手不释卷，废寝忘食。遍览经史百家，酷爱《昭明文选》及《古文辞类纂》等典藉，喜爱唐诗、宋词、元曲，对诗韵词牌曲调的研究很深，擅长写诗填词。他的诗词清新幽雅，以写山水田园者居多。诗中有“新雏拭绿苔”之句，另如“得意去年霜后叶，也随蛱蝶舞风前”意境深邃，极富形象思维，著有《曙东诗存》及《我的一生》等手稿。

1928年，本溪县拟编写县志，委沈曙东为特聘委员，调离本职，专务修志事宜。1936年他再度应聘编修县志，经两月，修改成稿。

1945年，沈曙东应其学生刘广英（时为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驻沈阳）之请，受聘为私人秘书。1948年，刘广英由沈阳调南京任立法委员，沈曙东亦随往；因看到国民党官场腐败，内外交困，民怨沸腾，便离开了刘广英。沈曙东在南京时曾游览金陵名胜，抒发怀古幽情，写了不少借景抒怀的诗词，后倦游还乡。沈曙东随刘广英当秘书时，刘广英以接收大员身份兼任东北长官部少将高参，红极一时。刘广英父亲死时， 别人题挽多为奉承溢美之词，沈曙东则挥笔写了“仍是青山一土丘”之句，可见其正直秉性。

全国解放后，沈曙东回家乡才窑沟务农。他的学生金明对他常有资助，不时招请宴饮。1959年应县统战部之请，沈曙东开始写《追忆本溪县志》。当时沈曙东虽已年迈，但凭着他的记忆，日以继夜地书写，至196O年2月成稿，存入县档案馆。

沈曙东晚年住在碱厂赵家堡村其婿谢成山家。沈曙东夫妇生有2子1女。2子死于战乱。1女即谢之妻，早年亡故。其婿怜二老年迈接来膳养。不久沈曙东老妻先亡。哀叹之余，他惟有寄情凭吊于衍水（今太子河）。乡人常见他背篓执竿，在太子河畔垂钓。

1971年，沈曙东病故，终年72岁。

高泽普

高泽普原名高富润，本溪县偏岭村人。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其父务农，兼营大车旅店，成为偏岭村富户。

高泽普幼年入私塾读书，稍长由其父安排到高台子霍家“兴隆福”百货商号学做生意。兴隆福商号原本是一家大商号，但由于投机失败，连累了商号的经营，清末以后逐渐衰败。高泽普在兴隆福学徒期满后，1912年（民国元年）到本溪湖张碗铺当店员。

高泽普加入张碗铺后，因做事认真精明能干，很快得到财东张星南的赏识。高泽普24岁时，任张碗铺大掌柜。

1912年后，日本人为加紧对本溪资源的掠夺，修筑安奉铁路，本溪湖的市场迅速扩大。高泽普抓住这一机遇，使张碗铺生意逐年兴旺。除经营碗盘，还经营苏杭绸缎、南北棉布、杂货及土特产品，又成立了东行粮栈和油坊，兼做大豆进出口生意，把经营范围拓展到粮油加工和国际贸易等诸多领域。由于经营范围扩大，收益逐年增加。1930年（民国19年），张碗铺又收购了金益当，改名为信诚当，在经营范围中又增加了典当行业，并在碱厂等地开设木局子贩运木材。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张碗铺的字号誉满辽东。高泽普也因之一跃成了本溪的上层商绅人物，被选为本溪湖商务会董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地区，时局混乱，张碗铺为了护院，在商务会支持下养了一班炮手，买了长短枪支，整修了前后院炮台。1932年7月，抗日义勇军联合攻打“窑街”（旧时本溪湖街），因张碗铺等几家大商号没有向义勇军开枪射击，事后被日军察觉，所买枪枝全部被日军收缴。高泽普在张星南支持影响下，创办了本溪道德会，并出任会长。

1937年（民国26年），高泽普在张星南的授意下，派二掌柜任焕州赴日本考察。回国后着手进行改革：废除了多年来实行的流水账，学习日本岐埠商业学校推行的商业簿记账，实行财务会计核算制度；报请伪政府批准改组，成立了“张碗铺有限公司，”高泽普任经理，任焕州为副经理；从业人员改称职员、店员，脱掉了长袍大褂，改穿西装，佩戴上篆体字的“张”字徽章；选送青年店员赵振华等人去日本寻常学校速成班学习日语；对职员和店员实行年度评定工资制，年终评奖。这些改革举措，当时在本溪地区震动很大。张碗铺也因此而步入发展的全盛时期，成为本溪地区的商号之冠。

高泽普在掌管张碗铺的同时，用当掌柜得来的钱，拿到乡下买房置地。先后在泥塔村、清河城等地购置两份田产房屋，让其亲属去当佃户。他还通过日本人引进落叶松苗木，雇人在泥塔村南山栽下大片落叶松，到解放时已成林。同时还栽植一些苹果、葡萄等，这些投资均有相当收益。但由于他把钱财看得太重，把人情看得太轻，在店员、伙计之中，给人的印象是爱财如命。他甚至对自己家人的生活开支也严加控制。有一次因大儿子和媳妇去沈阳买回一件新式风衣，他把儿子、儿媳大骂一顿，并逼其立即卖掉。他有时也带头办些公益事业，曾在偏岭村创办村立小学，特地从本溪湖订做50套新桌椅。

1938年2月，日本关东军讨伐队在本溪县东部山区镇压抗日义勇军和抗联活动时，发现抗日武装的麻袋上印有张碗铺字号，遂怀疑该商号串通义勇军，于是将高泽普及其下属大小经理逮捕收审，后又将其关押在沈阳模范监狱中。在百般虐待，残酷折磨下，高泽普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后经张星南到长春疏通伪满政要，才将高泽普保释出来。

1939年，伪满当局实行配给制，使整个东北的商业市场萧条冷落，张碗铺也因此遭受打击，但因其资金雄厚，高泽普又采取逃避监督、偷税、虚报、私下贩卖油粮米面等手段，使公司在艰难中得以维持。

1945年抗战胜利后，高泽普曾代表商业界参加本溪地方维持会。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接收本溪成立民主政府时，高泽普表示拥护民主政府。但不久，有一个以前被张碗铺除名的商人李玉文，检举张碗铺在伪满时发放配给粮油，有严重剥削行为，高泽普拒不承认，他因此被以经济汉奸罪名收监候审。后来，人民政府允许高泽普取保释放，后迁到沈阳、北京避居。1948年本溪解放后，张碗铺被政府没收，高泽普遂携家人从北京回到沈阳，后病故。   

崔芳秋

崔芳秋原名崔庆桂，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生于本溪县高台子乡（今属本溪市明山区）新孩岭村。崔幼年入私塾读书，青少年时先后在盖平、台安、沈阳等地求学。1919年回到家乡本溪，曾在本溪县立第二小学（今本溪湖柳塘）当教员。后在省里应考县级教育局长时，以优异成绩被录用，派至盘山县任教育局长。任职期间，曾与本溪县知事白尚纯（白系盘山人氏）交往甚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崔芳秋从盘山县返回本溪县，1932年在县立太子河沿师中学校谋得教师职务。次年4月，伪本溪县当局在本溪湖头道岗子新建一所设施比较先进的校舍。县教育主管部门将原县第一、第二、第三分校合并在一起，迁进新校舍，改名为本溪县立模范学校。因崔芳秋曾任教育局长，在地方上有一定声望，遂调崔任模范学校校长。崔赴任后，一面主持校务，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日语，以便和日伪当局打交道。

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郊区对抗日军民进行“讨伐。”为了宣传“王道乐土，”“日满协合，”“共存共荣，”从县署抽调一批伪满官吏，从各学校也抽调一些教职员，将这些公教人员组织起来，随日军“讨伐队”作宣传工作，名为“宣抚班。”崔芳秋也在该班之列。这一举动是日本侵略者对伪教职员、知识分子的一种考察手段。由于崔芳秋在随日军“讨伐”过程中，言行不符合日本人的要求，引起日本人的注意。经过一段工作后，把崔芳秋撤换下来，对此，崔芳秋也有所察觉。回县城后，为了自身和学校的安全，他施展手段攀上了县参事官日本人石川，与之建立了“友谊。”石川曾为学校题词相赠，崔也时常与石川在校园里并肩散步，以示“日满友好。”他为了显示有后台靠山，把石川题赠的书法条幅装裱一新，悬挂在校内走廊的正面墙上加以炫耀。

当时，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实行武力镇压，同时也在其他领域里收买汉奸走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在这所小学里，也安插了“狗使奴才，”有的教职员工被收买，为日本统治者充当耳目。当时该校有一日语教员雪吹，是个比较正派的日本知识分子，他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有不满言行，结果被校内“耳目”告发，将其撤职送回日本，而换来另一名叫西泽的来接职。这西泽是以日本在职军人身份来校任教的。他到校后，把原来高小中的童子军取消，成立“白虎队，”在体操课上，进行军事训练。把同级的高三、高四两班学生，编成甲乙两队，进行“武士道”、“劈刺”训练。在校园中对学生实行“阶级服从”的教导，如“上班生可打下班生”等，因此造成同学之间互相仇打，家长怨声载道。西泽本人更是凶残暴虐无所顾忌。有一次学生家长找到学校向崔芳秋控告西泽毒打学生，崔把该家长安慰劝说回去，然后向西泽告诫。西泽不但不听，反而反唇相讥：“你的随便县里说话，我的不怕!你的脑袋危险的!”

由于崔芳秋再三向县教育局要求，下学期西泽被免职。这一年，石川参事官也调离本溪。据后来任教的日本人细川说，西泽是日本守备队派来的特务，离校后到奉天警备队去了。自从西泽离去，本溪湖日本宪兵队长、守备队长，还有连山关守备队长，都先后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护兵，来到模范学校进行视察。这些迹象表明日本当局对该校已经注意了，对崔本人也很不放心。

1936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晚上，日本宪兵队突然闯进校园，对教师办公室、宿舍及校长住宅大肆搜查，但什么也没搜到，最后将崔芳秋带走。

据当年同时被捕的师中教师朱光璧回忆文章所载：“我被用汽车押送到伪警察厅前，又见到被押上车一人，是当时本溪县第一小学校长崔庆桂（崔芳秋），同车被押到本溪湖守备队。以后在宪兵队受审讯时，见到崔芳秋鼻青脸肿地一旁站着，崔的额角上还带着几条渗血的伤痕……”日本宪兵逼着崔的下属教员肖梦潭、肖承朴当面打崔，并叫大家观看。20多天后，被捕的思想犯陆续获释，只有崔一人没放，还陪过几次绑，后来不知所终。

据崔芳秋外甥韩长誉兄弟3人和崔的侄儿崔成宪回忆：“当年春，崔芳秋从本溪湖宪兵队转移时，家人亲友得到了消息，但不知转押去向。事前只允许家人亲友到本溪湖火车站去等候送行。当时只见他身形消瘦，面无血色，步履艰难，惨不忍睹。当时只许亲人们看几眼，一句话也不许说。他含泪点头向亲人致意，被押上南下的火车。”事后，才知道崔被押在连山关日本守备队大本营里。

1936年秋，崔芳秋的亲戚送来口信，说崔在连山关日本守备队狼狗圈里被喂了狼狗。她是亲眼目睹者之一。那时日本人杀害中国人都是公开执刑，还让中国老百姓去现场。出事那天她也在人群里，看到日本守备队把崔芳秋推进狼狗圈，崔芳秋高声喊着：“乡亲们，我叫崔芳秋，是本溪大堡头道岗子模范学校校长，请给捎个信，就说……”他的话没等说完，就被放出来的一群狼狗扑倒了，眨眼间，人被撕得血肉模糊。当时，崔芳秋的这位亲戚也没敢哭叫，回家换上衣服就乘火车给崔家报信。结果连崔芳秋尸骨都无法收回。崔芳秋殉难时38岁。

杨靖宇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又名张贯一，号润生，字骥生，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民国12年），考入河南省开封工业学校，1927年（民国1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和刘家庙起义。

1929年（民国18年），杨靖宇受党委派赴东北开展工人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改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等职。1932年（民国21年）秋，他代表省委去南满巡视，整顿了沈吉铁路沿线各县的地方党组织和各红色游击队、反日会，并以磐石、海龙游击队为基础，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该游击队政治委员。翌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南满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是年冬，他率独立师主力越过辉发河，进入辉南、海龙、清原、兴京等地开展游击战，开辟了以抚松、濛江根据地为中心的长达1000余公里的抗日游击战线。

1934年（民国23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202余人抵达桓仁县老秃顶子山的仙人洞村，考察这里情况，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准备。4月，独立师各部相继进入本溪县山区，逐步建立了以桓仁县老秃顶子和本溪县和尚帽子两座大山为中心的本桓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本溪地区进行了4年半之久的武装抗日斗争，实现了杨靖宇建立本桓抗日游击区的计划。

1934年（民国23年）8月，杨靖宇来到桓仁，检查与部署建立游击根据地情况。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一军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红光，第二师师长曹国安。这以后，本溪地区即成为第一师的活动区域。1935年（民国24年）春，杨靖宇率一军军部骑兵300多人，在袭击兴京东昌台警察署后进入桓仁，帮助一师巩固老秃顶子根据地。队伍活动在海清伙洛、洼子沟、高台子、碑登、铧尖子等地。他率队在海清伙洛村驻扎时，曾邀请姜东魁、于昭清、隋相生等穷苦人到王伯永家开会。他在会上说：“东北被日本侵占了，咱们得起来救国。别看我们现在的队伍人少，慢慢就会扩大。火柴虽小，点着火以后可就无法扑灭。抗日的队伍也是由小到大。我们现在人少，就采取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躲的办法，但胜利终究是我们的。我们是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有铁的纪律，不准打骂百姓，不准动百姓一针一线，就是百姓给我们炖猪肉我们也不能吃。我们的目的是抗日，全东北的人民都应当起来抗日，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

杨靖宇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善于在战斗中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主动出击敌人。他不但为一师制定了详细、具体的战略战术，而且经常到本桓山区，领导一师在战斗中实践这些战术。1936年（民国25年）春，杨靖宇率一军军部等部队由柳河、通化一带来到本溪地区。这时日寇派汉奸邵本良率重兵在后穷追不舍，妄图一举歼灭抗联，并活捉杨靖宇，邵本良原是胡匪头目出身，当过东北军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军成了日伪军的团长，群众对其恨之入骨。邵本良处心积虑地追堵抗联和各抗日武装，杨靖宇早就决心消灭他。4月下旬，一军军部与一师主力部队在宽甸县四平街会合，然后共同沿桓仁与宽甸交界和本溪与凤城交界行进。4月30日来到本溪县东部的赛马集（今属凤城），在梨树甸子大东沟会同地方武装和与一师结盟的“山林队”共800人设下埋伏。上午10时，3架敌机飞临大东沟上空侦察，未见异常，便飞走了。约半小时后邵本良率其全部人马1个司令部、1个加强营、1个炮兵中队，共800余人，从分水岭进入梨树甸子大东沟。时杨靖宇在高处，见敌人已钻进抗联伏击圈，一声令下，一军指战员对敌猛烈开火。大东沟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敌人虽有小炮却无法施展，几成瓮中之鳖，不到半日即被歼500余人。炮兵中队长、日本人菊井少佐被当场击毙，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大佐躺在死尸堆中，身涂血迹装死侥幸逃脱。邵本良脚部负伤，带20余人乘乱逃走。此役当时震动南满，使日伪当局惊恐不安。

1936年（民国25年）5月中旬，杨靖宇与一军军部和一师部队来到本溪县汤沟，召开沟通抗联与关内抗日武装的联系。6月下旬，西征部队从本溪县蒲石河（今属凤城）出发，经历千难万险，最远曾深入海城、营口境内。但因敌人急速调动兵力堵截，西征部队被迫停进，分路返回。在返回途中，一师一部在本溪与辽阳交界的摩天岭与日伪军遭遇，伏歼日军一个中队，取得摩天岭大捷。8月，杨靖宇来本溪听取了一师的西征汇报，认为此次西征虽未能沟通与党中央和关内抗日武装的联系，但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锻炼了干部和战士，打出了一师的军威，于是兴奋地写就了一首《西征胜利歌》。

同年11月，杨靖宇率部来到本溪县外三保，部署三师进行第二次西征。因敌人封锁过密，未能突破辽河，再次撤回山区。杨靖宇亲自部署的这两次西征，虽未收到预期效果，但政治影响很大，给所到之处的人民送去了抗联的信息，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特别是西征中创造的摩天岭大捷，对全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都是极大的鼓舞。

1937年（民国26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为固守东北这块侵华基地，对抗联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和“讨伐。”在本溪地区，日寇从1938年（民国27年）2月开始，向抗联一师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再加上抗联一军内部又出现了个别叛徒，使抗联的活动规律、军事密营等被日寇掌握，游击根据地和军事密营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为保存实力，坚持抗日，杨靖宇不得不忍痛离开本溪，于1938年（民国27年）秋转入长白山一带的深山老林。从此，抗联的斗争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1940年（民国29年）1月，杨靖宇与抗联一部在吉林濛江县（今靖宇县）东部大森林里被敌人重重包围。2月18日壮烈牺牲，年仅35岁。

邓铁梅

邓铁梅，名古儒，字铁梅。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本溪县小市磨石峪村一个士绅家庭。7岁就读本村私塾，后入小市三门洞高等小学堂。邓铁梅记忆超群，深受老师宠爱，从小爱听故事和习武，崇拜抗元英雄文天祥诗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杜鹊啼血归”的境界。铁梅青少年时期正赶上丧权辱国的清政府将辽东地区划为日俄战争的战场。辽东地区战火不断，当地土匪乘机蜂起，百姓饱受刀兵掠夺之苦。邓铁梅祖父邓荣昌是辽东一带有名的士绅，不忍乡里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倡组民团，将匪首二楞锏（山头号）黄义山抓获送官。此举与黄匪结仇。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6月，土匪约200余人寻仇袭击磨石峪村，邓铁梅的父亲邓继新率众奋起抗匪，与家人、亲属、团勇12人皆死于土匪刀枪之下，邓家房舍尽被焚毁。15岁的邓铁梅目睹家破人亡的惨状，誓志歼匪报仇。此后不分冬夏，拜师习武，精通枪械。18岁由三门洞高等小学堂毕业，适逢邓铁梅六叔邓继述在小市总甲所任总甲长，凭借六叔之力入总甲所任文书、班长。1917年（民国6年）邓铁梅考入本溪县警察训练所，受训6个月后被分配到本溪县警察大队任巡警，班长。1921年（民国10年）调到凤城县警察大队，先后任班长、大队长、1928年（民国17年）任凤城县公安局长。邓铁梅在凤城任职期间，于1925年(民国14年)回乡省亲时，听乡亲们议论小市区长肖文波勾结官府，鱼肉乡民，横征暴敛，设赌抽头，乡民有苦难言。为伸张正义，驱逐贪宫，邓铁梅深入调查，核实证据，秉笔直书，列举区长肖文波四大罪状，并上告到奉天省长公署，直到同年7月6日，奉天省长公署作出“呈悉既据查明，区长肖文波御下不严溺职，应准撤革，听候查办”的指令，乡亲们听到此信后，群情振奋，邓铁梅声望大增。1928年（民国17年）初夏，日军因在安奉铁路凤凰山下的路段上发现一块大石头，便借故生事，向县政府提出无理要求。两天后，几十名日本守备队员荷枪实弹将县公署包围，逼迫县长在文件上签字。邓铁梅闻知，速调公安队紧急集合，并亲自持枪闯进县公署。邓铁梅针对日本人的蛮横无理的要求，断然拒绝。日军官勃然大怒，抽出战刀进行恫吓，邓铁梅横眉怒视，立即拔出手枪对准日军官，日军见状，便垂头丧气，狼狈地走了。邓铁梅的大无畏精神深得民众赞誉。

翌年，日本商人依仗日本守备队势力所经营的青城子铅矿，违反规定，越界开采，凤城县长派邓铁梅查办此事。经过调查，发现越界开采情况属实，遂采取断然措施，查封此井，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商人和日军守备队的嚣张气焰，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同年，邓铁梅又把盗卖国土的亲日分子曲明冗逮捕入狱，并将国土赎回，再次维护了民族利益。在县公安局任职期间，邓铁梅目睹警政积弊，深感旧中国的官场政治腐败，使民众饱受困苦。对此他廉洁守己，体恤民情，严格约束部下不准侵扰百姓，并对那些勾结官匪，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严厉打击。他对上不阿，对下不凌，耻与贪赃枉法的官吏为伍，他的正直在旧中国的官场中是行不通的，屡遭陷害报复和排挤。至1929年（民国18年）被撤职，另调省警务处任督察员。到任不久，因未去拜见新到任的警务处长，再受排斥，便愤然辞职。1930年（民国19年）应同僚之招，去哈尔滨特别警察管理处任督察员。1931年（民国20年）春调任牡丹江警察分署任署长，到任不久，因与上司不和遭革职。

1931年4月，邓铁梅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辽宁，先后到沈阳、锦州谋职，未能如愿。正在这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狼烟千里，辽、吉两省大片土地沦陷。目睹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邓铁梅愤慨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表示：“我们宁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当亡国奴。”民族义愤使他下决心返回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邓铁梅在锦州拜会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即得到黄显声的支持和赞助。

同年10月下旬，同好友云海青乘火车离开锦州，经沈阳回到凤城县小汤沟顾家堡子（今属岫岩大营子乡），串联旧好十数人，不久便组织200多人的抗日队伍，在凤城县尖山窑正式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邓铁梅任总司令。在成立大会上，邓铁梅宣布抗日自卫军纲领：“武装抗日，保卫家乡，抗日救国，保民第一，不妥协、不投降。”战斗口号是：“不爱钱、不怕死、军民一体、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至12月底，抗日队伍扩大到l500多人，建立3个大队，一个武术队，一个侦察队。从此，这支民众武装打响了辽东地区民众抗日第一枪。

自卫军组建后，士气旺盛，斗志倍增。邓铁梅抓紧战机，决定夜袭凤凰城。 1931年（民国20年）12月25日夜，派人探知凤凰城县城的日军武装和警察各有200余人的兵力布置情况后，马上作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兵分4路，第一路在凤城以南的张家堡子切断电话线，使凤城与其以南的高丽门、安东车站断绝联系；二路在凤城车站以北的四台子设下路障和埋伏，阻击从连山关、鸡冠山北来的增援之敌；第三路袭击火车站，消灭火车站守敌；第四路冲进县城进攻日本守备队和警察署。晚10时，战斗打响后，民众自卫军把车站和城内的敌人包围起来，切断联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自卫军捣毁了县衙、公安局和日本特务机关平井药房，砸开监狱，救出“九一八”后，日伪逮捕的爱国人士。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清晨4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来之前，自卫军撤出战斗，此役共打死日伪军50余名，缴获步枪300余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

东北民众自卫军夜袭凤城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狠煞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给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在国内引起了很大震动和反响，辽东抗日自卫军威名大震。凤城大捷后，自卫军的队伍迅速扩大，军队编制由大队扩编为9个团。1932年3月，在北平的抗日救国会派代表苗可秀前来与邓铁梅联系，邓铁梅详细向苗可秀介绍了民众抗日自卫军成立的经过和现状。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后，救国会立即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又委任邓铁梅为第13路军司令。邓铁梅率部先后进驻庄河、大孤山，该地区的伪政权和伪警察在义勇军的威慑下，接受义勇军的条件，交出武器，仅庄河县城就收缴400多支枪支，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

同年8月，自卫军在转战中打败伪军李寿山部，进入战略要地龙王庙，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除攻打凤城、庄河外，包括占领黄土坎，三打大孤山，智取卡巴岭三义庙等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自卫军也发展到15000多人，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活跃在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城、岫岩、庄河、本溪等数百公里的宽广地带不断打击日军。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1932年，邓铁梅接受了中共南满团省委书记邹大鹏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议，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整顿部队。在组织建设上，司令部下设秘书、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军法、军医、财务等八大处，成立器械、被服、印刷等工厂，保证部队军需供应。此外，邓铁梅还注重军队宣传工作，抽调文化基础比较好的11名队员，组成专职宣传队，通过张贴标语，编歌曲、画漫画、讲战绩等形式扩大抗日宣传，这些宣传工作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为巩固革命胜利果实，邓铁梅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他鼓励发展农工商业，禁止粮食外流，制定了合理的税收政策。缴获了50多万公斤敌伪的官盐，掌握了盐滩，没收了逃亡地主大量财产。印发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流通券。”所有这些措施，对安定后方，巩固根据地和支援整体抗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思想建设方面，他为部队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对于个别违犯群众纪律的，不论职位高低，功劳大小，一律给予严励惩处。有一次，发现自卫军队员孟广志到老乡家索要二两大烟土，家里没有，逼其进城买。邓铁梅知道后，立即派稽查队将孟抓来，召开了军民大会，当众讲明孟的勒索事实，给予严惩。

每逢部队离开驻地时，他总是派稽查队前去老乡家了解是否有违犯纪律的。若有发现，必须回去向老乡当面检讨错误。行军作战时，邓铁梅和战士们一样步行，从不骑马，也不许别人骑马。他向干部战士们说：“一匹马一天吃的粮食够一个人吃好几天，我们吃的粮都是来自老百姓，负担够重的，你再养几匹马，老乡们能负担得起吗？”有一次，从本溪来一批抗日义勇军加入邓铁梅的自卫军，他们途中从老乡家拉来一些牲口。邓铁梅在欢迎大会上向前来参加自卫军的战士们说：“咱们吃粮靠乡亲们支援，你们把乡亲们的牲口拉来，他们用什么种地?地种不上，拿什么来支援我们抗日?”经过教育，战士们都把牲口送还原主。1932年夏，二道河一带闹粮荒，有很多乡亲已经断炊。在这危急关头，邓铁梅从龙王庙调出5万多公斤粮食运往灾区，解救了灾民的危难。由于他注意军民的团结，和群众的关系好，群众主动地为自卫军送情报、当向导，积极支援自卫军的抗日斗争。同年夏，邓铁梅因事来到游击区一个村子，不料与伪军遭遇。在这危急关头，有一名中年农民主动出来护送他出村。当他们走到村头时，遇上伪军的岗哨进行盘问，那位农民机智沉着地说：“这是我表哥，住在前堡，我送送他。”就这样，邓铁梅才安全脱险。

邓铁梅从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他除招收了300多名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组成学生大队外，还多次举办营、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分别对学生队和干部进行军事技术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邓铁梅对指战员们的战斗素质要求也是十分严格。他为部队提出行动方针：“不怕死，不爱钱，打日寇，除汉奸，要与百姓同甘苦，要为死难同胞报仇冤。”他在行军作战中要求指战员：“不露军情，服从命令，遇敌前进，不要怕死。”他经常向指战员们讲：“人生不就是一个死吗?怕死就不能抗日。”自卫军佩带的臂章上印有六个醒目大字：“不怕死，不爱钱。”鼓舞民众抗日斗志，提高军队战斗力。

同年5月，本溪抗日自卫军黄拱宸率抗日武装加入邓铁梅抗日队伍。这时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部队已达16000多人。部队改编为18个团（包括警卫团、骑兵团、炮兵团）以及第一、第八、第十九3个支队和一个大刀队。任命黄拱宸为左参赞，派参谋长李兆麟为驻北平代表，负责抗日救国会方面的联系。并在尖山窑、三清观、河里寨、龙王庙、黄土坎等地建立了游击据点

日蒋《塘沽协定》签定以后，日军加紧对辽东三角地区民众自卫军的围剿和讨伐。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长板津直纯纠集日伪军进行3次大讨伐。实行“三光政策”和“集家并屯，”给自卫军作战带来一定的困难，作战环境十分艰苦。

1932年春，日伪军疯狂地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民众自卫军一部约600余人被敌人包围在凤城县西部的老平顶山上。空中有敌机，地上有重兵围困。但自卫军全体指战员下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四昼夜。最后绝大部分战士由于敌众我寡和冻饿而壮烈牺牲，只有少部分战士冲出敌人的包围。邓铁梅率领着这支抗日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使得日寇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将邓铁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也深知要消灭民众自卫军，首先必须降服邓铁梅。于是，便利用邓铁梅昔日好友及旧部多次来信劝降，以高官厚禄进行引诱，但都遭到邓铁梅的拒绝。最后敌人提出与邓铁梅“谈判。”邓铁梅考虑民众自卫军自成立以来，艰苦抗战一年多，需要有个时间休整一下，补充装备，筹集给养，以利再战。便与其他领导人商议，决定将计就计，和敌人周旋一两个回合。他在一次干部秘密会议上说：“让我们先找个阴凉的地方喘口气，搞点枪炮弹药，然后咱们就来一个打渔带杀家。”经过大家详细讨论，决定派出以苗可秀为首的代表团到奉天（今沈阳）与日军“谈判。”但日方无意“谈判，”借故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并说在这不能谈，必须到新京（今长春）去谈。苗可秀提出：你方提出的条件，我无权回答，要解决问题，你方可派代表与我到我们司令部去谈判。于是，日方派出6人前来凤城沙里寨。事后，邓铁梅下令将日方代表全部处决，以表示他抗日的决心。”

1933年4月15日至1934年初，日伪军先后对抗日自卫军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讨伐，自卫军改变战术，灵活应战，待机消灭敌人，并取得局部胜利，由于长期坚持抗战，加上给养不足，操劳过度。1934年5月下旬，邓铁梅因病到岫岩县头道干沟小蔡家沟张家堡张文燮家中养病。不料，在30日深夜，叛徒沈延辅带领6个特务闯进张家，将邓铁梅抓走，由伪军护押到凤城，又秘密押到奉天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以后送进伪陆军监狱。一天，一个日本搜查队长来到邓铁梅的囚室。神态傲慢地向邓铁梅问话，邓铁梅坐在桌旁，低头练字，毫不客气地说：“今天我不舒服，不愿意多说话。”这个日本军官无奈，只好改用谦恭的口气问长问短。邓铁梅只冷冷地与他说了几句。日本军官临走时，递过自己的折扇虚伪地请邓铁梅题字留念。邓铁梅接过折扇，略加思考，便挥笔写下了：“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这一气势磅暗的诗句，使这个日本军官看后恼羞成怒，墨迹未干便溜了出去。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遭到破产，于是便对邓铁梅的肉体进行摧残，企图动摇他的抗日意志。邓铁梅对来探监的亲友一再表示：“我白纸不能划黑道，粉墙不能沾黑点，我决不会投降。事到如今，我活着将与草木同休，死了可与古人并存。我宁愿死，决不贪生。”表现了抗联斗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1934年9月27日晚，关押邓铁梅的伪陆军监狱，从狱吏到门岗，全部换成了全付武装的日本军人。9月28日早五点，时年43岁的抗日将领邓铁梅被日本侵略者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中央对邓铁梅的抗日救国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把邓铁梅烈士称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1935年11月，中共南满省委把以邓铁梅旧部为基础组建的一支队伍命名为“铁梅支队。”邓铁梅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出之后，天津《大公报》登载了《悼念邓铁梅》一诗。

凤城县人民政府早在建国初就以邓铁梅的名字命名了街道。1987年9月，本溪县人民为永远纪念和缅怀邓铁梅的抗日功绩，在山城子乡修建了邓铁梅纪念碑。

苗可秀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景墨，号而农。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子。父亲苗维新是庄稼人，务农之余，挑担做小本生意，以补收入。

苗可秀于1914年（民国3年）9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塾师是从山东来的一位老秀才，旧学根底很深。因苗可秀读书用功，成绩突出，深得塾师器重，破例不收他的学费，并着意培养苗可秀文学方面的特长。1919年他考入下马塘高等小学，两年后考进沈阳第三中学，1926年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预科读书，1928年升入本科。

苗可秀考入东北大学以后，孜孜不倦地读书，潜心探求学问，理解问题有独到之处。他曾致力于先秦诸子文学的研究，著有关于论述荀子的文章20余万字。文章立意新颖，深得师友信服与好评。在学习期间，因成绩优秀，性格诚实稳重，在文学系学生中很有威信，被推为级长。在读书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苗可秀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与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11月5日，参加了“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提出：“克日收复东北，准备对日宣战，缉拿汉奸，惩治失地负责官吏”等八项主张。

1932年2月，苗可秀受救国会的委托，到辽东三角边地邓铁梅所部义勇军，与邓铁梅相见，当即被邓铁梅委任为民众自卫军总参议，辅佐邓司令参赞军务，后又任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兼学生队队长，在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今辽宁丹东）一带进行抗日斗争。

1932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削减抗日力量，曾多次通过邓铁梅的昔日好友出面或者通过书信劝邓投降，均未得逞。于是便提出要与邓铁梅部“谈判。”当时自卫军处境非常艰苦，服装不整，夏季多有赤足者。在岫岩被俘的日本商人见此情景，主动提出愿供应两万双胶底军鞋，作为释放日军战俘的交换条件。在反扫荡战斗中，义勇军弹药也消耗颇大，急待补充。遂趁此机会，邓部向日商要求必须供应20万发子弹。日商并未拒绝，只说军鞋供应自身可以解决，而子弹问题需与军方商量。因此先释放一名日商去，以便联系。过了几天，接到被释放的日商来信，请派代表到凤城去商谈。总部派总参议苗可秀携带随员两名前往。

苗可秀等到凤城后，和日本参事官、伪县长康选三见了面，把任务说了一遍。日伪方面当时未作具体表示，饭后，伪县长说：“这事关系甚大，当地解决不了。”日方官吏主张到新京（今吉林长春）商量。苗可秀明白敌人本意是要招降邓铁梅部。但为了获取子弹，坚持抗日，只好将计就计，当天在日方官吏陪同下，乘火车来到奉天（今沈阳）。到奉天后，日方官吏说不去新京，需先和奉天日军司令部及警务厅接洽，苗可秀便同他们分别会谈。但日伪官员避而不谈交换条件，且态度极为傲慢，伪警务厅长甚至谩骂自卫军是乌合之众，限令9月中旬缴枪投降。

苗可秀识破了日本人的诡计，当即提出声明：“本人是奉命来同你们商谈日俘交换问题，而你们所提出的问题，与我的使命无关，本人无权发言!”日方立即威胁说：“你们是有利的，如果不接受，就先把你们留在这里。”苗可秀看出日方不能履行原来的交换条件，为摆脱被他们强制扣留的危险，马上向日方表示，你们把我们3人留在这里，对邓司令的实力来讲，是没有什么损失的。你们提出的是招抚问题，本人没有接到这项使命，当然是没有权力来过问。你们如果强制我接受，我没有得到司令的许可，恐怕也不会生效。况且招抚这样的大问题，你们最好派遣代表到“抗区”去同邓司令亲自谈判。假如不放我们回去，对邓司令来说，起不到要挟作用，只能堵塞用和平方式进行招抚的道路。日方听了苗可秀的话，立即向苗可秀表示歉意。第二天，军部及伪政府分别派遣大佐、中佐、少佐等日本军官6名，带领翻译刘大舟，随同苗可秀来到“抗区。”苗可秀回到“抗区，”将这次奉天谈判的经过向邓司令做了详细的汇报，邓铁梅认为交换条件既然无望，就没有同日方军官再谈的必要，遂将日方代表同翻译官一起，交到驻刁窝堡的第三支队暂行看管。在一次全体军官会议上，邓铁梅征求大家的意见，如何处置敌方代表，多数人同意将其全部处决。苗可秀奉邓铁梅之命将日方代表友田俊章等六人处死。

苗可秀从奉天“谈判”回来后，继续率领中国青少年铁血军在凤城、岫岩一带进行抗日斗争。苗可秀组织指挥有方，重视对士兵

的宣传教育工作。他统帅的士兵，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他们的口号是：“爱护老百姓，联合警备军，团结义勇队，打倒日本人。”

1932年9月末，伪军李寿山部千余人从大孤山出动，攻占了黄土坎，令其弟李怀臣驻守。黄土坎与大孤山隔大洋河相望，是自卫军经营的经济重地，与自卫军司令部驻地龙王庙很近。为保卫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的安全，10月18日邓铁梅任命苗可秀为总指挥，率队誓死夺回黄土坎。苗可秀于18日深夜率领第九团、学生队（军官学校学员）和大刀队摸进黄土坎，将查岗的李怀臣刺死，战至次日清晨收复黄土坎。消灭李部伪军五六十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子弹1万发。

1932年12月8日，日军从凤城出发向龙王庙进攻。为掩护邓铁梅司令部从龙王庙安全撤出，苗可秀带领学生队和一营、二营战士200人到龙王庙西北15公里处设伏牵制日军。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遭受到突然袭击，死伤60多人。自卫军伤亡20人。此役为邓司令12月17日撤出龙王庙赢得了时间。伏击战后，苗可秀与邓铁梅在哨子河马道沟会合，向尖山窑方向转移。因尖山窑失守，部队在哨子河三道干沟集结。这里距尖山窑15公里。日军调集200多人扼守文家街，以堵塞自卫军收复尖山窑的通道。乘日军立足未稳，苗可秀率队向文家街猛攻。日军战败，退守红花岭。红花岭是通往尖山窑必经之处，易守难攻，势在必得。苗可秀率队乘胜攻占了红花岭。日军退到宁家堡子，把老百姓的箱子、柜子都搬到街上构筑临时工事，企图固守。苗可秀趁夜把宁家堡子团团围住，下半夜发起总攻，大刀队在步兵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冲进宁家堡子，抡起大刀猛砍日军，毙敌50多人，迫使日军退守尖山窑。

苗可秀率队在密林中稍事休息即向尖山窑进军。第二天夜里8时，苗可秀指挥自卫军炮轰尖山窑，日军却毫无动静。当自卫军先头部队冲进尖山窑时日军才开始还击。苗可秀一马当先冲在最前边。战士们信心倍增，奋勇冲杀。日军凭借工事掩体顽抗。苗可秀不顾枪林弹雨，爬上墙头指挥。自卫军士气大振，猛冲猛打。拂晓时分日军终于支撑不住，向白旗堡方向逃窜。被日军占领20多天的尖山窑又回到自卫军手中。接着，苗可秀又指挥部队打退日军二次反扑，在尖山窑站稳脚根。自卫军在尖山窑设立司令部。军官学校开始招收第二批学员，苗可秀亲自授课。

1933年3月，苗可秀去哨子河与赵同等人在岫岩县红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青年抗日同盟会、别动队，任命刘壮飞、白君实为别动队正副队长，并决定苗可秀到关内活动。苗可秀到北平（今北京）制定奉天（今沈阳）暴动计划提交救国会讨论同意，于1933年8月潜回奉天活动，不久返回凤城。

1934年2月1日苗可秀在三道虎岭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被选举为少年团总裁、同心会会长、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铁血军下设3个大队，任命赵同为铁血军参谋长，并任命了铁血军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警卫队长等。3月著成《少年团须知》、《新义勇军谈话》、《铁血军口号问答》、《少年团口号问答》、《我们为什么作义勇军运动》、《加里波的传记》、《孙中山先生革命史》、《论孟择要》、《曾文正公全书择要》、《汉奸叹十声》、《冤魂托梦》等文章11种。每种装印500册，至5月完成。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国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的口号。4月率领一、二大队在黑夜里与日军遭遇于沙里寨，激战2小时，史绍迁大队副牺牲，日军伤亡10多人；将土匪王召伯部80多人缴械，救回“肉票”（指被土匪绑架的人质）40多人。先后被缴械土匪有黑虎、铁牛、铁山、鹞飞、五虎、东洋、九江、天王、地王等30多股。5月率第1军2大队150多人趁风雨天气进攻驻大岔沟伪军，打死打伤中尉连副以下20多人。6月1日，苗可秀在少年团改选会议上连任总裁。此期间苗可秀在各地举行群众大会40多次，宣传少年团、铁血军的宗旨和主张。 7月，苗可秀得知因邓铁梅被捕，日军招降邓铁梅余部、汪晓东通知各部投降的情报后，于7月将汪部缴械，驱逐汪晓东入关。

1935年2月15日，苗可秀率军300人，行至猞猁沟（今岫岩红旗镇）稍事休息，发现伪军分乘5辆汽车共300多人来犯，立即下令伏击。此役共缴获步枪50支、手枪4支、轻机枪1挺、重手提式机枪1挺。伪军大队长苗次芳、大队副李哲英被击伤后逃跑。1935年4月21日下午，苗可秀率队到达沟汤（今岫岩哈达碑乡沟汤村），在学校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突然听到南山响起枪声，苗立即带领部队往北撤退。得知日伪军200多人在沟汤村宿营，分住东西两个大院。晚上10时，苗令刘壮飞、白君实兵分两路向两个大院逼近，迅速发起攻击，全歼敌人两个大队。这次战斗击毙日军7人，击毙伪军10余人，并缴获大部分军械。6月13日，苗可秀率部由凤城渡过哨子河来到羊角沟刘清兰家宿营。叛徒刘仁安向驻哨子河日军密探张兴式报告抗日联军行踪地点。拂晓时分苗部突遭日伪军500多人包围。苗可秀因腿部受伤，由战士王德林背着逃出重围，在山林中隐蔽养伤。6月21日凌晨来到碑家岭朱运成家养伤，因叛徒赵春和等人告密而被捕。

苗可秀被捕后，先关押在日本警察署，用装甲车送到安东（今丹东）医伤。苗可秀与日军及有关人士展开辩论，揭露日军侵略行径。有个日军军官说“我们是来替你们求解放、争自由的，你不来谢谢我们，还打我们。”面对强盗逻辑，苗可秀予以痛斥:“你们是残暴不仁的帝国主义，你们是吃人如麻的饿鬼，你们是贪得无厌的猪狗。你们要灭绝我们的生路，糟蹋我们的人格，还用伪装面目来欺骗、诱惑我们。请问自由在哪里?解放在何时?现在我们见到的不过是些满目凄凉的景象罢了！”一个翻译官凑上来问:“你上山几年了？”苗可秀视其媚态说：“你是什么东西?是人是鬼?你不配和中国人说话，快滚出去!我天天在山上走，也天天在地上走，不象你们这些狗腿子天天在日本人的胯下走。”日方对苗可秀施以惯用伎俩，妄图以授予中将军衔、委以警备司令为诱饵劝其投降，苗可秀对此嗤之以鼻。劝降不成，日军终于露出凶恶本性，威胁说:“你打死了那么多日本人，这些人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你若投降，还有一线生机，如若不降，必死无疑。”苗可秀坦荡地说：“打死日本人是抗日军指挥者的天职，死是我的最后归宿。”日本翻译前山对苗可秀的爱国行为肃然起敬，请题字留念，愿意代为邮寄信件。苗可秀挥笔题写“正气千秋，”并作《誓扫倭奴不顾身》一词送给监护他的日本军人。苗可秀在写给老师王卓然的信中给儿子起名“苗抗生”，勉励儿子继承遗志，为抗日战斗终生。  

1935年7月25日下午，凤城街道两旁军警林立，日军用1辆马车将苗可秀押到被苗可秀枪毙的友田俊章等6人纪念碑前强迫跪下。苗可秀拒绝下跪，昂首挺立。日军惊恐万状，急忙将其押往凤城城郊南山沟里绑在一棵小松树上，并对他说“你现在答应投降，还可以保证你不死。”苗可秀说：“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我已做好死的准备，你就来吧!”然后高声吟道：“而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日军给友田俊章等人家属每人发一支枪，叫他们赶快行刑。贺门的妻子开第一枪，白井的哥哥开第二枪，接着枪都响了，苗可秀在枪声中英勇牺牲。

1946年，凤城县政府将站前街命名为苗可秀街。1957年1月1日，凤城县人民委员会在苗可秀牺牲地立碑纪念。并于1988年10月，在凤凰山下建立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

为纪念苗可秀烈士，本溪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7月在苗可秀的家乡下马塘镇虎头山下树立了英雄纪念碑。

黄拱宸

黄拱宸，名成庸（字拱宸），满族，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生于本溪县清河城镇前央村一个富有农民家庭。其父黄景武，在北京侍候过清朝的王爷，因侍奉王爷有功，王府将清河城小甸子成记一带土地山林赏与他，从此黄家在清河城成为较富有的大户。

黄拱宸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912年（民国元年）考入沈阳蒙旗师范学校，毕业后，随其父及兄黄成序在沈阳北关开设聚成客栈。在经商过程中，黄拱宸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特别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掠夺和国内军阀混战局面深感忧虑，逐渐厌倦官商场面。于1927年（民国16年）其父亲去世后，他回到家乡，以经营果树和养畜、养蜂为业。

黄拱宸为人豪爽耿直，重义气，乐于结交社会各界人士。他在经济上从不吝啬，经常资助别人衣物钱财，亲朋之间来往密切，因此在本溪、新宾一带很有名望。

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本溪县及铁路沿线重镇，几天之内就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强盗行径，激起了黄拱宸的满腔义愤。他说：“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怎能容忍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杀我同胞，烧我民屋，夺我财富！”于是，他联系了一些有识之士，组建抗日义勇军，从清河城、泉水、小市到新宾和抚顺边界，在一个月之内，就集结起包括山林队、保甲队、青年学生等组成的千余人的队伍。并制定宗法，开展训练，准备抗日。

1931年10月，邓铁梅在凤城举起义旗，组建东北民众自卫军，各路抗日义士，慕名投奔邓铁梅。黄拱宸经邓铁梅叔父邓吉道介绍，于1932年3月，率领新组建的抗日义勇军，参加了邓铁梅的抗日队伍，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左参赞。他与苗可秀总参议一起，成为邓铁梅的重要助手。从此，3人志同道合，同舟共济，共振抗日救国大业。

1932年（民国21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举行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宣布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同年8月15日又成立了辽宁省临时政府，由唐聚五代理省主席。根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整编抗日武装的指示，为了便于指挥对敌作战，明确划分战区和任务，辽宁民众自卫军共编为7个方面军。邓铁梅部为第四方面军，邓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三路军司令。黄拱宸被任命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三路军少将左参赞。

邓铁梅部队的抗日活动，以凤城、岫岩、安东、庄河、大孤山等地区为主。由于邓铁梅、苗可秀、黄拱宸3位主要将领都是本溪县人，本溪县地区的一些小股义勇军都与邓铁梅部队有密切联系。为了壮大抗日救国力量，黄拱宸受命回本溪组织收编抗日爱国志士和小股义勇军，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民国21年）夏，黄拱宸与李海山等人由凤城回到本溪，在小市观音阁李兴山大院召集群众开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滔天罪行，号召爱国志士积极参加抗日斗争。黄拱宸即以东北民众自卫军“行征部”收编委员的身份，联系组织抗日武装，把一些小股队伍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他先后收编了“青山好”、“陶春和”、“青山乐”和“双虎”等部。为解决新编队伍的被服问题，他用自己家果树、养畜、养蜂及其他方面的收入，成批购买布匹、军衣、手套、鞋帽等物资，供给扩编的抗日队伍。

日伪当局十分惧怕邓铁梅部队进入本溪地区，因为邓铁梅、苗可秀、黄拱宸都熟悉本溪县区域的风土人情，他们可以凭借有利地势和在家乡的威望，联系起更多的抗日队伍，给日伪军造成更大威胁。因此，日伪在本溪与宽甸、凤城、岫岩、辽阳边界上，设置重兵防御。敌人的封锁和隔离，给当时活动在本溪、抚顺、新宾边界的黄拱宸抗日队伍造成很大的困难，迫使他们不得不组织小股队伍独立作战。

1933年（民国22年）2月末，黄拱宸率领警卫队30余人在清河城成记村开会，会后，携带印信袖标等物，来到新宾县苇子峪一带，欲收编“占东边”部共同抗日。当时日伪驻奉天警备司令部派一个姓姚的汉奸参谋率敌军在本溪、新宾一带围剿抗日义勇军。3月3日，汉奸姚某带领伪军向“双虎”陈国军部进剿，陈国军部被迫转移，黄拱宸没有机会与陈国军见面，便与黄新田、于长海、邹景山住在兴京（今辽宁新宾）西厢小堡通沟赵景文家中。3月4日晚6时，敌军追剿义勇军来到通沟，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了黄拱宸的住处，立即派兵包围。敌人先让一个翻译进屋劝降，黄拱宸对他说：“你是中国人，要给中国人办事，怎么能叫外国人侵占我们的国土？”这时，敌人逼近了房门，大声喊叫：“黄拱宸在不在？”黄拱宸昂首挺胸，竖起拇指说：“在，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因寡不敌众，黄拱宸与黄新田、于长海、邹景山等同时被捕，带到新宾县城，关押在第十四监狱。

黄拱宸被捕后，其妻刘继琳曾去探监，告诉他准备变卖家产把他赎出来，并打算通过他哥哥黄成序，向上层疏通。黄成序曾任民国驻外蒙高级官员，“九一八”事变后，拒绝敌伪劝诱，在长春经商为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黄拱宸知道，如果通过这些办法获释，必将是苟且偷安，有损弟兄2人的国格、人格。因此，他对家人说：“我不能屈膝求饶，我为抗日救国而死，死得其所，没有任何怨言。你们花钱托人把我赎回，只能是当亡国奴，甘受日本人的奴役，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此时，黄拱宸的部下陶春和、赵广福和陈国军等部，重新整顿了队伍，在本溪、新宾边界加紧活动，用军事压力迫使敌人释放黄拱宸，并准备劫狱。汉奸孟凌云得知此事后向新宾方面送去一封密信，鼓动当局抓紧处决黄拱宸以防意外。

1933年（民国22年）3月19日，黄拱宸被敌人杀害于新宾县城十四监狱北大墙外。同时被杀害的，有黄拱宸的随员黄新田、于长海、邹景山，还有辽宁民众自卫军营长马锦坡、参谋长李祥凯和另外一人。新宾地区称黄拱震及上述6人为“七烈士。”

黄拱宸就义前，给他的夫人刘继琳留一封遗书，嘱咐他的儿子黄新鉴：“你要明白，我是为中国而死。你要孝敬母亲，替父报仇。”他在临刑前向刽子手斥责道：“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的血不能洒在被侵略者玷污的土地上。”敌人只好给他买了一领新席。年仅35岁的民族英雄黄拱宸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与他的战友倒在了血泊之中。

黄拱宸牺牲后，他的警卫员祁禄和他的部下陶春和、赵广福、成国军，按照他的遗嘱，把遗体葬在成记村大坎子一棵梨树下。他所组建的义勇军继承他的遗志，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

刘仁

刘仁，祖籍山东牟平，1909年（清宣统元年）出生于本溪桥头。祖父刘蔺英为维持生计，带着家人逃荒到本溪湖桥头街。以开荒种地为生，后开设德元堂兼卖中草药。父亲刘振邦，字汉臣，当过桥头街邮局邮差和邮政局长。刘蔺英去逝后，刘振邦秉承父业，利用德元堂老字号，扩大经营范围，生意逐渐兴隆起来，成为桥头街的殷商富户，并被推举为桥头街商会会长。刘振邦热心公益事业，为人急公好义，后因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特务残酷杀害。

刘仁7岁开始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入桥头商立国民小学，11岁考取本溪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到本溪湖读书。

刘仁从小受家庭熏陶，对中国历史文化最感兴趣，喜欢独立思考问题。他到桥头北山上玩耍时，发现有水泥炮台，得知是日本人与俄国人打仗修造的，他感到疑惑不解。当学校组织到本溪湖朝阳寺山上踏春，看到涂着日本标记，由日本人押运的火车，满载着木材、煤炭、粮食从山下经过时，他感到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在高小毕业的师生联欢会上，他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历史话剧《崇祯之死》，对这位亡国之君表示惋叹，也表达了少年刘仁对时局的忧愤之情。

后来，刘仁考入营口水产学校，开始离家求学。该校是一所培养水产捕捞和水产养殖的专门学校，刘仁不仅专业课学得好，对实践课更感兴趣，而且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游泳本领，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两名溺水的同学，受到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1928年（民国17年），刘仁考入东北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本科，进法学院政治系第四班。他与吴一帆、陈彦之等同学志趣相投，过从甚密，都是学校的进步学生和活跃分子。

刘仁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并十分健谈，兴趣也十分广泛，游泳、滑冰、球类以及琴棋书画，样样都好。他每天清晨都要到宿舍前的大操场跑上几千米，从不间断。他常对同学说，有个壮实的身体，将来不论干啥都能派上用场。他喜欢古典诗词，尤其喜欢岳飞、陆游的爱国诗词。每当吟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和“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与他那强烈的爱国之情发生撞击，对神州动荡、人民疾苦，愤然有力挽狂澜，澄清天下之志。

刘仁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本来进入本科专攻政治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要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但现实使他大失所望。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东北易帜后，纳入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之下，张学良当上了全国陆海军空军副司令，依然是换汤不换药，这使得富有爱国正义感的大学生们对张学良也十分不满。由于刘仁等人在学生中有威信，学校当局极力拉拢他们，但刘仁等人并不买账。有一次，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搞选举，指定两名所谓代表，让东北大学学生投这两个人的票，遭到刘仁等进步学生的反对。刘仁等人组织起来，针锋相对，硬是不选官方指定的人，并且将计就计，另选了两名代表，搞得校长十分狼狈。当时，学校空气沉闷，不允许讲授进步课程。因此刘仁对学校规定的课程不感兴趣，却千方百计寻找进步书籍。一次，他从同学那里借到肖伯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书中有关阶级剥削的论述，使刘仁认清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为他后来参加爱国救亡活动打下了基础。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正在策划侵略行动，东北的形势日渐紧张。东北当局对救亡活动采取高压政策，校园已无民主自由可言。与此同时，以华北的救亡呼声进一步高涨，北平、天津成为进步学生向往的地方。刘仁再也不想继续留校啃那些无用的书本，便于1931年（民国20年）暑假前夕，毅然放弃学业，告别东北大学校园，只身前往北平。

刘仁到北平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东北进步知识分子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流亡到北平，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协会，刘仁立即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他给好友吴一帆写信，让他随西迁的东北大学到北平复学。吴一帆到北平后，发现刘仁根本没有复学，而是在为抗日救亡紧张地忙碌着。刘仁还以吴一帆的宿舍为掩护，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集会演讲，印刷刊物，张贴标语。他曾对吴一帆说：“一个热血青年如果只想着吃饱睡足，就容易意志消沉，现在国难当头，要想想国家民族，要为国家民族出点力，甚至流血牺牲，这才称得起炎黄子孙啊!”

刘仁主要活动在平津的工人群众中，为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他在北平西城区组织领导过黄包车工人的罢工。他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也十分热心，有一次，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操场上讲演，刘仁也到场聆听。事后，他还把听讲演时的照片寄给表哥刘范五保存。

后来，刘仁受救国会派遣，来到天津开展工作。天津有几家英美开办的烟草公司，公司中有许多中国女工。刘仁经常到女工中宣传救国思想，调查外资企业对中国女工的剥削情况。为安全起见，他不时变换工作方式，转移居住地点，宣传和调查也常在晚上进行，有时需要连夜进行整理汇总，邮寄给北平。

恰在这时，刘仁的表哥刘范五随所供职的邮局撤到天津，继续担任邮政支局长。家住在大王庄义信里，这使刘仁大喜过望。表哥有公开身份，他的家成了刘仁从事秘密活动的庇护所。刘仁形成的材料不再经过邮筒，而是由表哥直接从邮局邮寄，躲过了可能遭到的拆信检查，这给刘仁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刘仁高兴地对刘范五说：“表哥，你这里既安全，又方便，还省邮费，真是我们抗日救国的好基地，你就当我的保护人吧!”

由于有了可靠的保护伞，刘仁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他深入到天津郊区的古冶、林西、赵庄等煤矿，在矿工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几个月后刘仁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北平。

1933年，日本侵略者向热河进犯，北平也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刘仁在北平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只好去摆地摊卖字来维持最低生活。

刘仁参加两年的抗日救亡活动，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难当救国救民的大任。学水产可以谋生，但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学政治虽然时髦，却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渴望掌握更多的知识，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他认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效法西方列强而迅速强盛起来，而且清末以来，赴日留学蔚然成风。于是他决定赴日留学，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回到本溪筹集经费，以中国官费留学生名义，从辽阳乘火车赴大连，又乘船经朝鲜釜山，东渡日本求学。1934年2月，刘仁凭借流利的日语优势，正式进入日本高等师范预科，升入本科后，他选学了语言专业，主攻英语。

刘仁政治敏感，又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他与一般中国留学生不同，所以赴日后目的十分明确。学习英语，当然不能完全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外活动，阅读文学书籍。特别是对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目漱石的《心道草》等作品更是推崇备至，爱不释手。他不仅自己喜爱这些书，还向国内的朋友推荐。

刘仁虽然身在异邦，却心系着祖国，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他通过关系从上海购买进步书刊邮寄东京。通过这个渠道，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刚刚出版，刘仁在日本就读到了。1934年9月，刘仁的弟弟刘维坤来日本留学，当他征求哥哥意见时，刘仁向他建议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急需农业方面的人才，你对农业又感兴趣，还是学农业吧!”刘维坤便选择了东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自发组成学生团体，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其中以中华世界语协会最为活跃。世界语是波兰人柴门霍夫所创，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掌握世界语，就可以超越国界进行交流。刘仁的日语、英语己十分流利，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学习世界语，并参加了东京世界语协会所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聚在一起，用聊天的方式交换学习世界语的心得，以巩固学习成果和提高运用能力。聊天之后，还用世界语唱些流行的进步歌曲，如《国际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为广泛联系世界语者，刘仁经常到东京的朝鲜人居住区去，与朝鲜世界语者频繁接触，曾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和监视，但未抓住他任何把柄。

这期间，刘仁与日本进步女作家、世界语者长谷川照子相识。1936年3月底的一天，在筑地小剧场，刘仁与长谷川照子一道观看了有世界语表演的话剧《拂晓》，两人谈得很投缘。长谷川照子，日本国山梨县人，1912年出生。照子从小喜爱文学，且性格倔犟，1929年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的是脱离家庭，独立生活。在学校，照子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热情地投身于世界语运动，并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使她摆脱了孤独，逐渐活跃起来。他学习世界语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用世界语从事翻译和写作了。她阅读了大的进步书籍，注意从高尔基、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汲取营养，这对她后来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始把追求个性解放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对日本当局发动的战争极为厌恶。由于她频繁参加进步活动，因此被警察署列入黑名单一度被逮捕，并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年底，照子赴东京，继续从事世界语组织的进步活动，又参加了日本《世界语文学》的创刊工作。

扎实的文学修养，较高的世界语水平，火热的战斗生活，使照子写作才华得以充分施展，相继发表了许多文章，用世界语创作的小说，如《春之狂》、《一对男女世界语者的独自》、《六个月》等。她还把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节译成世界语，并开始撰写评介文章，如应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会刊《世界》之约，发表了《日本妇女之现状》，还连续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现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处于何种状态》两篇文学评论。这几篇评论文章，极有见地。

刘仁与长谷川照子从相识到成为夫妻和战友，并非偶然。两人都曾参加过进步活动，刘仁因参加抗日救亡而被东北大学开除，照子因参加世界语组织的进步活动和反战活动而被奈良高师开除:两人都酷爱文学和世界语这一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语言。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共同的经历和语言，将这对异国青年男女紧密结合一起。1936年深秋，照子顶住来自家庭的压力，毅然宣布和刘仁结婚。

刘仁虽身在日本，却十分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1936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全面侵华，中日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内抗日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刘仁认为已无必要继续留在日本，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刘仁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照子不仅全力支持丈夫的爱国之举，并表示追随丈夫一起到中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于是两人商定，刘仁先期回国，三个月后夫妻在上海相会。1937年1月，刘仁暂别妻子，躲过日本特务的监视，乘上一艘国际邮轮，回到了祖国上海。三个月后，照子变卖了多处积累的衣物和书籍，只带上一架便携式手提打字机，在刘仁的弟弟刘维坤的帮助下，洒泪告别亲人，乘船秘密到达中国上海，与刘仁相会。

照子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决心和丈夫共同战斗，同甘共苦，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奉献一切，并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绿川英子。

可是，刘仁夫妇在上海，既没有亲属可投，也没有现成的工作去做，因此不得不过一段流浪者的生活，但这丝毫没有消磨他们的革命意志和热情。刘仁忽然想到世界语协会，于是他找到上海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主编《世界》杂志的叶簌士。刘仁早在平津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时，就曾与叶簌士有过通信交往。在叶的帮助下，刘仁在一家小出版社找到一份差事，收入微薄，绿川英子则与中国世界语者合作编印世界语会刊《中国怒吼》。刘仁结识了世界语者、诗人徐雉，热情的徐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当即将自己的两间屋子腾出一间让刘仁夫妇居住，使刘仁夫妇总算有了安居之所。在上海期间，刘仁夫妇还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的集会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及声援抗日的社会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上海的暴行，她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由于上海己成孤岛，刘仁夫妇已无法继续在上海居住下去，在叶簌士的帮助下，他们从上海转移到广州。

1938年初，刘仁从《救亡日报》上得知丁克回到广州，喜出望外。丁克在日本曾掩护过刘仁夫妇，后被警方拘捕达8个月之久。当丁克知道刘仁夫妇的尴尬处境后，便把刘仁夫妇安排到一座象样的二层楼房里，这是丁克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刘仁夫妇和丁克成了这别墅的主人，绿川英子给它取名为“绿色之屋。”

刘仁急于参加抗日工作，找到正在广州的郭沫若，请求帮助他们到武汉参加火热的抗日斗争。郭沫若刚从日本回国不久，当时还没有明确职务，因此只能对他表示钦敬和同情。刘仁不甘心就这样沉寂下去，于是他找到丁克商量，准备就地参加抗日斗争，这一想法立即得丁克的赞同。于是刘仁与丁克等人四处游说，积极鼓动，后在夏衍等人的协助下，说服广东军政当局，很快成立了广东国际协会，恢复了世界语组织，为方便开展工作，争取到省方领导挂名，这不仅解决了合法地位，减少麻烦，而且有了经费来源。协会隶属于广东省政府，下设日语、英语、世界语三个科，刘仁和绿川英子都在世界语科工作，由于这个科集中了部分优秀人才，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刘仁夫妇与同事们积极创办世界语特刊，编印抗日宣传小册子。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绿川英子在上班途中被当局抓住，硬说她在听到防空警报时用红色手帕为敌机打信号，一定是日本奸细，不分青红皂白，把她带到警察局，随后被当局驱逐出境。绿川英子满腔热血参加中国人民的的抗日斗争，却背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不应有的对待，这使刘仁和绿川英子感到无法理解。绿川无辜被驱逐，刘仁只好相伴随行，流落香港。在香港，两人举目无亲，囊空如洗，不得不在香港的棚屋里度过了难忘的屈辱和苦闷的生活。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由郭沫若主持工作，安排了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在郭沫若和叶簌士的帮助下，国民党当局才允许绿川英子公开参加中国抗战。同年6月，刘仁夫妇结束了4个月的流亡生活，到达国民政府大本营武汉。刘仁进第三厅从事资料编辑工作，绿川英子进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从事对日广播。经过一年多的辗转流离，刘仁和绿川英子才正式实现了抗日救国的愿望。

绿川英子作为日本人能公开参加中国抗战，心情十分激动。7月2日19时，绿川来到播音室，开始正式播音：“日军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你们可曾想过，这是罪恶，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她那圆润、清畅的日语犹如一发发重磅炸弹，大大瓦解了日军的士气，也激怒了日本当局。待他们查清她就是当年反战的长谷川照子时，日本报纸刊登她的照片，用大字标题骂她是“娇声卖国贼”、“赤色败类。”

绿川英子不仅用播音宣传抗战，而且撰写许多文章，讴歌抗战的将士，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用自己的名义发出一封《日本朋友的慰问信》，首先向“拿自己的血肉来保卫中华民族的英雄们致诚挚的敬礼。”她又分析到：“日本军队不过是持较优良武器，可是这种武器赶不上你们的勇敢，更赶不上你们的团结，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打仗，你们无情地顽强地打下去吧!我也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来支持抗战。”她在采访一位当过游击队长的老大娘后，以“赵老太太会见记”为题，发表在《抗战文艺》上，她写道：“这位文盲的农妇，乃是从现实斗争中成长出来的最好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她是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母亲。”第一厅举行了一次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献金活动，绿川英子也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她晚上回到家中，翻遍全部家当，却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下班回家的刘仁得知后，劝她说如果没有什么就别献了，绿川英子听后很不高兴，最后一狠心，摘下戒指和手表，这是母亲和妹妹送给她的珍贵纪念物，她让刘仁帮助选择，看捐献哪一个，刘仁认为还是献戒指好，因为他们工作生活不能没有手表。第二天，绿川英子便将戒指捐献出去。

日军占领华北、华东后，开始向华中进犯。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刘仁夫妇随第三厅于年底撤退到重庆，住在重庆市区大田湾。刘仁与绿川英子在重庆创办了新的世界语宣传刊物《中国报导》(半月刊)，向国内外发行，建立了世界语排字房，以保证刊物能及时排印和按期出版。

1939年5月初，日本飞机轰炸了重庆市区，第三厅搬迁到重庆乡下赖家桥，刘仁夫妇同10位文化界人士聚居在一起。当时的上海条件十分艰苦，刘仁患有肾炎，面部和两脚浮肿，但他仍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由于国民党当局蓄意破坏团结抗战，在第三厅安插了许多特务和顽固派分子，因此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同厅长郭沫若愤然辞职，退出第三厅。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当时兼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找到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把这些文化界人士接到延安去，蒋介石深怕这些人去延安为共产党服务，于是同意在政治部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阳翰笙担任正副主任。刘仁与绿川英子进入该委员会第三组，从事对敌宣传工作，继续编辑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并为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的刊物《政情研究》撰稿。工作与生活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刘仁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由于赖家桥原来的农舍光线较暗，不利于开展工作。刘仁看到这种情况，便主动和同事商议，由个人出钱，自行设计，在山坡上新盖了一些茅草屋，十几户人家联结起来，居然也变成了一个小村庄，他们就将这个新建的村命名为“金刚村。”不久，刘仁和绿川英子的第一个孩子星星出世了，金刚村从此有了婴儿的笑声和啼哭声，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绿川英子在这一时期活动较多，创作颇丰。她应邀在“留日学生训练班”上用日语讲授“对日宣传技术”课程，到日俘管理所作报告，很受欢迎。她用世界语翻译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由《中国报导》杂志出版。绿川英子的抗日活动事迹，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誉。1941年7月，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战四周年举行的集会上，周恩来称赞绿川英子：“日本帝国主义者骂人是‘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十分激动，表示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她以极大的热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抗战，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政论文章，进入她创作生涯的高峰期。同年10月，绿川英子作品集《暴风雨中的细语》由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编辑出版。刘仁为这部文体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血，他还亲自为文体撰写了题为《平凡的回忆录》的前言，指出“尽管它是一个平凡妇女的平凡生活的回忆录，但它却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年轻的世界语者自内心发出的沸腾的正义的呼声。这呼声并不大，但难道你不能把它看作为人类正义的旗帜，是爱与恨的标记吗?难道你不能从中见到那些侵略者嗜血成性的嘴脸吗?”字里行间，倾注了刘仁对自己妻子、更是战友的作品出版的激动之情。

同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大寿，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五周年。在周恩来的倡议下，重庆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刘仁对郭沫若十分敬仰，也非常了解郭沫若的性格和为人，他和9位文化界人士别出心裁，制作了一支如椽巨笔，上面刻着“以清妖孽”四个大字，作为特殊礼物献给郭沫若。郭沫若见了十分高兴，和刘仁等人抬着这支巨笔合影留念。

1945年4月刘仁和绿川英子应邀到东北救亡总会工作。东北救亡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高崇民、阎宝航为其负责人。刘仁夫妇在该会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编辑部工作，刘仁任主编，绿川英子为编辑。东北救亡总会和《反攻》杂志除接受一些抗日进步人士的热心资助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刘仁夫妇和编辑部人员都是当义务编辑。同年5月，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等三部作品由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这期间刘仁夫妇的女儿晓兰出世了。为了方便工作，刘仁以美国新闻处《和平日报》记者身份出现，绿川英子则以世界语协会《解放妇女》杂志编辑的身份随刘仁来沈工作。他们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沈阳从事社会调查活动。刘仁听说老同学陈彦之担任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长，便与金沛霖找到陈彦之，说明他们是受高崇民指示回东北开展工作，请陈为金沛霖找份工作以作掩护，陈将金安排到一所中学当老教师。由于工作带有隐蔽性质，刘仁夫妇在沈阳多次变换居住地点。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刘仁夫妇于1946年11月经化装离开沈阳，前往解放区，一路上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到达哈尔滨。由于东北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正向哈尔滨大举进犯。刘仁夫妇又随我东北党政机关转移到佳木斯。11月下旬，佳木斯各界举行大会，热烈欢迎刘仁、绿川英子及其他来佳木斯工作的干部。绿川英子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她愤怒地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揭露蒋管区的黑暗统治，表示要继续努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刘仁亲自为绿川演讲担任翻译，演讲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刘仁夫妇开始被安排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后方留守处工作。1947年1月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刘仁和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其待遇与政委会各委员相同。他们还被东北大学和一些社会团体邀请前去讲学报告，并受东北行政委员会陈先舟之托，对东北大学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作过研究。在为东北大学做的报告中，绿川英子饱含着革命激情，期望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拿起笔来，讴歌光明，鞭挞黑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这期间，刘仁还撰写了《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沈阳》一文，刊载于《东北文化》杂志1947年l月号上，该文记述了他与绿川英子滞留沈阳期间的所见所闻，对国民党接收沈阳后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回到大后方，结束了辗转流离之苦，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更激起了绿川的创作激情。刘仁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热情鼓励她把《在战斗的中国》第二部和第三部写完。绿川有丈夫的全力支持，特别高兴，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信心。她克服了生活清苦和高度近视等困难，开始伏案疾书，撰写她的回忆录续篇。

正当刘仁夫妇满怀政治热情投身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时候，绿川英子因到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逝世，年仅35岁。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刘仁悲痛不已，他在爱妻灵前，泪如泉涌。刘仁由于长期工作积劳成疾，绿川的逝世又使他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导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于同年4月22日在佳木期逝世，年仅38岁。

东北行政委员会为刘仁和绿川英子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俩人为革命烈士。1980年，中日合拍了反映绿川英子和刘仁生平业绩的电视剧《望乡之星》，相继在中日两国同时播映。1983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为刘仁和绿川英子重新修建了合冢墓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李敏焕

李敏焕， 1913年生于朝鲜咸境北道，幼年随家迁居中国吉林省延吉县。

李敏焕幼年时父亲病逝，母亲被迫改嫁，姐姐送人，李敏焕成了孤儿。正在他走投无路之际，龙井镇大成中学（朝鲜学校）几位老师发现了这个无依无靠，却又聪明伶俐的孩子，把他接到学校供他上学。他学习勤奋刻苦，深受老师的器重，同学们也都喜欢他。

少年时代的李敏焕不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从小就读了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钻研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8年（民国17年），他15岁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儿童团总团长，多次出色地完成站岗、放哨、送情报任务，成为地下党忠实的“小交通员。”儿童团的进步活动，受到了当地特务的监视。有一天，他正在教室听课，突然看见一个密探走进学校院里，预感到情况对己不利，便以去厕所为名向老师请假，乘机摆脱了敌人。

1929年，李敏焕被党组织派到清原县搞地下工作。193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清原县委委员和共青团县委书记。此期间，李敏焕曾带领两名助手处决了叛徒崔小峰。

1931年7月，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组成暴动委员会，分三路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反日示威大游行。李敏焕是第三路（即草市、横道河子一带）的负责人。他日夜奔走，逐沟逐岔，挨门挨户地发动群众，动员400多人参加游行。各路群众扛着棍棒和锄镐，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向预定集合地点——北山城镇南集场进发，不料被当地的反动武装堵截。敌人一边宣布戒严阻止集会，一边调动兵力镇压、逮捕示威群众。在这危急的情况下，李敏焕立即组织人员掩护群众撤退；并指挥一些骨干人员化整为零，在镇内街道散发传单。9月下旬，又组织了秋收暴动。这次暴动从南山城镇三间房发起，蔓延到周围十几个村屯，发动700多农民参加了集会。在大会上，李敏焕代表县委作动员报告，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斗争任务，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奴役剥削。他那有声有色、激动人心的讲话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意志。于是，在场的群众不顾地主武装的开枪恫吓，一直冲进大地主白保东和冯某的大院。经过这次斗争，地主终于被迫答应暴动农民的正义要求，把原来的“五五”分粮改为“三七”分粮，即地主分三成，佃户得七成。秋收暴动取得了胜利，减轻了农民负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李敏焕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斗争。1932年秋，李敏焕接受党的派遣，来到柳河县三源浦地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当时，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和抗日群众，周围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李敏焕为了发动群众，带领部分骨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群众宣传:“要想不当亡国奴，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抱成一团，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残暴罪行，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 李敏焕于1933年春，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不久，又吸收一批青少年。

1933年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李敏焕组织的农民自卫队被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直属少年连，李敏焕任连政委（按团职配备）。他在领导少年连对日作战中，出奇制胜，屡建战功。

少年连的战士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开始时仅有几支枪，李敏焕决定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支武装自己。他派出小战士各处探听消息，寻找机会。1933年秋的一天，他得知从柳河到三源浦之间有伪军一个班正押着老百姓修国道（公路），便于第二天早晨带着几个机灵勇敢的小战士化装成修道的混在人群中。另有几个战士挎着筐，提着篮，装成串亲戚的或小商贩。伪军看到他们，都争抢着围拢上来，不由分说拿起就吃，小战士们向他们要钱，伪军不给，顿时和他们吵闹起来。化了装的战士随着修道劳工一起围上来。这时，李敏焕一声令下，战士们从四面八方一齐动手，当即打倒了几个伪军，将抢夺下，其余的伪军见势不妙，只好举手投降。这一次共缴获“三八”式步枪13支、短枪2支、子弹1000发。

有一次，驻通化日本宪兵队一辆汽车从山城镇载着军衣回通化，路经滴台。李敏焕率领少年连配合一师师部共200余人，埋伏在三源浦滴台公路两旁。久等不见汽车的动静，李敏焕身穿日本军服走上公路察看。不料这时日军汽车已经开来。他一看躲闪不及，就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迎着汽车走去。汽车上的3个鬼子以为他是自己人，便把汽车开到他跟前停住，并且都下了车，比划着向他问道:“通化去的，这个路对？”他说：“通化去的对！”顺手拽出手枪打了一梭子，三个鬼子应声而倒，就这样顺利地缴获了3支短枪和一车军装。

1934年夏天，抗联准备攻打三源浦的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队伍，可是敌人非常狡猾，守在城防里不出来。为了诱敌出城，李敏焕指挥少年连和保安连70余人，埋伏在小城子桥头路旁，派两名战士把桥梁锯得只连着一点点，然后派几名战士到霍家街把伪军的柴草垛点着，并向空中连放数枪，以张声势。霍家街一个名叫于海泉的电话兵立即向三源浦的日军报告。日军守备队立即出动30多人分乘两辆汽车急速开来，当车开到桥上时，桥梁突然断了，日本军连人带车全部翻到河里。此时李敏焕一声令下，集中火力猛打，敌人未及还手，就被全部歼灭。

1934年9月初，通讯员小王探听到汉奸于芷山由山城镇往通化运送军需物品，李敏焕决定在距三源浦10公里处截击敌人。他率领少年连一排、三排埋伏在公路两旁。大约下午4时，伪军汽车开进了埋伏圈。李敏焕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冲了上去，活捉汽车队队长，缴获了全部军需品。

1934年年底，抗联一师的根据地——三道河南岸的百姓生活非常困苦，有的家庭竟连一粒米都没有。李敏焕和五团团长李明海商定要为百姓搞些粮食。他们挑选了70名精干的战士和100名农民，准备到河北岸没收五道沟王家烧锅的粮食。

王家烧锅的财东王老八是伪军军官，与日本人相勾结，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专门与抗日军民作对。李敏焕决心严惩汉奸为民除害。

他们先派3个便衣战士打入王家烧锅侦察情况，以学3声狗叫为信号，里应外合。为防止敌人增援，李敏焕又布置李金山率少年连三排20余人准备阻击河北岸五道沟西门伪军邵本良部留守连。夜里10点钟左右，接到信号后，李敏焕率领战士们冲过河向王家烧锅猛攻，李明海团长指挥农民迅速抢运粮食。伪军组织兵力增援，遭到抗联伏兵的阻击。敌人组织了几次进攻，都被猛烈的火力击退。战斗持续约40分钟，抢粮的农民在李敏焕和战士们的保护下，抢出大米300余公斤、豆油500余公斤、白面100多袋、煤油30多桶、白条猪60余口，还有卫生衣等物资。

1935年5月，少年连扩编为少年营，营长王德才，政委李敏焕。同年8月底，提升李敏焕为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和一师的指战员转战在辑安（今通化集安）、兴京（今辽宁新宾）、桓仁、本溪、宽甸、凤城等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巩固和发展了本、桓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5年秋，抗联一师住在辑安县刀尖岭下四五里的一个堡子里。根据侦察情报得知，辑安治安队长“张轴子”同日本指导官率领一个大队将路过刀尖岭开进桓仁。时任一师参谋长的李敏焕与其他几位师领导研究决定伏击敌人。第二天拂晓，李敏焕带队伍在刀尖岭前坡的沟膛子里设伏。师长带另一部分队伍隐藏在山坡上的树丛中。上午10点多钟，“张轴子”和日本指导官率150多人，从刀尖岭的后坡上来，进入一师的伏击圈。这时，李敏焕亲率战士冲杀过去，击毙日本指导官，活捉30多名伪军，缴获50支步枪及40多套军装。

1936年4月下旬，杨靖宇率抗联第一军军部来到宽甸县四平街与第一师会合。伪军邵本良部800余人追踪而至。杨靖宇与一师领导采取疲劳战术，消耗敌人力量，然后伺机歼灭邵本良部。军部和一师共500人牵着敌人沿桓仁、宽甸、本溪、凤城交界行进。4月30日，来到本溪县东部的赛马集山区（今属凤城），在梨树甸子设下埋伏。邵本良和日本顾问英俊志雄率全部人马进入抗联设下的“口袋，”400余人全部被消灭，日本炮兵中队长菊井少佐当场毙命，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大佐装死逃脱，邵本良负伤逃回沈阳。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布置和指挥，对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6月23日，军部直属队和一师来到本溪县草河掌汤沟，李敏焕同其他几位师以上干部围着温泉旁的一块大石头参加杨靖宇主持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由一师组织一支西征部队，迂回向西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协助领导一师西征。1936年6月28日，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一师师长程斌和师参谋长李敏焕率领部队开始西征。西征部队有一师主力部队第3团和少年营、警卫连共400余人。计划由本溪县和尚帽子山南麓的铺石河（现属凤城县）出发，从连山关与下马塘之间跨过安奉铁路，翻越摩天岭进入辽阳境内。为了避免目标暴露，李敏焕等率部队昼伏夜行，很快挺进到岫岩境内。尽管西征部队注意隐蔽行进，还是被敌人察觉到了抗联西征的意图。日军开始调集重兵前追后堵，企图把西征部队置于死地。面临这险恶的局势，李敏焕与其他师领导经分析研究，决定停止前进，放弃西征计划，分三路撤回，他和师长率师部、保卫连70余人为一路，辗转撒回本溪。7月15日上午10点多钟，李敏焕率领部队来到辽阳与本溪交界的摩天岭上，突然发现山下驻连山关守备第2中队的日军，李敏焕指挥战士发起进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30余名日军官兵全数毙命。这时，有1 000余名日伪军又包抄过来，下午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战斗。李敏焕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午后4点钟，在敌人发起的一次进攻中，李敏焕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3岁。

为纪念李敏焕烈士，本溪县人民政府在其牺牲地——摩天岭山下建起一座抗日英雄纪念碑。

刘福林

刘福林，1919年（民国8年）2月25日生于本溪县铺石河大川（今凤城赛马乡东甸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8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终日在山里做伐木工，以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三口人的生活。他是由姐姐抚养大的。

刘福林是在贫穷和困苦中长大的。生活的磨炼，使他从小就非常懂事要强。为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他12岁就给人家放牛、放猪。15岁时，因兵荒马乱，父亲再也找不到活干，全家就离开久居的山村，搬到赛马集附近的南干沟子屯谋生。

1935年夏，刘福林到蔡家堡子他二伯父家去串门，正遇上不久前开进赛马集山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军一师部队。于是他瞒着二伯父找到部队首长，要求参加队伍，首长见他年龄小，告诉他部队生活太苦，扛枪打仗有生命危险，让他回家去。可刘福林一再表示什么苦也不怕，只要能扛枪打日本就行。部队首长见他人小志大，就收下了他。事后他父亲来部队找他几次，他都表示坚决不回去。部队首长也对他父亲说：“这小伙子身体这么好，在这干吧，准没错。”

刘福林在部队作战勇猛顽强，遵守部队纪律，不久就成为一名共青团员。1935年秋师部调他给师参谋长李敏焕当传令兵。李参谋长经常教他学文化，给他讲革命道理和战斗故事，他因而在革命队伍里不断成长。刘福林跟随李敏焕征战沙场，在历次战斗中都常冒着炮火硝烟准确地传达师首长的命令，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受到部队领导的一再称赞。一次，一师驻在缉安县（今吉林集安）境内距刀尖岭四五里远的一个小屯子里，师部得到情报：伪辑安县治安队长“张轴子”（外号）和日本指导官带150多人要来进攻，师部研究决定伏击这股敌人。刘福林跟着李参谋长，按计划埋伏在刀尖岭前坡的沟膛子里。上午10点多钟，敌人进入抗联的伏击圈。刘福林立即按李参谋长的命令，打响了发令枪，抗联战士向敌人猛烈开火，打死了日本指导官，活捉了30多个俘虏，缴枪50多支。“张轴子”带领残兵慌乱地逃走了。不久，刘福林随部队到桓仁县第六区活动。当地群众向部队诉说，窟窿榆树警察署经常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师部便决定端掉这个警察署，为民除害。李参谋长把部队分为两部分，化装潜入敌营，缴获了40余支枪。

1935年12月，刘福林在李敏焕的指挥下，调动部队包围了大地主，伪自卫团团长王家真的老巢王家大院。击毙了铁杆汉奸王家真，缴了伪自卫团的枪械。1936年3月，刘福林参加了攻打宽甸县双山子崔家大院的战斗。同年4月30日，又随部队参加了梨树甸子歼灭大汉奸邵本良的战斗。1936年6月，刘福林跟随李参谋长参加了一师的西征。部队从本溪县境内出发，经连山关与下马塘之间跨过安奉铁路，再翻越本溪与辽阳交界的摩天岭，挺进到辽阳、岫岩一带。由于敌调兵追捕，加之群众基础薄弱，一师部队只好分三路撤回。7月15日中午，刘福林随师部一路撒到摩天岭时，与前来堵截的日军驻连山关守备二中队遭遇。展开激战，西征部队击毙金田中队长等48人，创造了声震南满的“摩天岭大捷。”

由于未及时撤退，日伪军速调兵力，将一师包围在摩天岭山区。一师伤亡惨重。李参谋长壮烈牺牲。正在参谋长身旁的刘福林，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救护。他刚刚抱起李参谋长，不幸被敌人子弹射中，牺牲时年仅17岁。

管毅

    管毅，原名关东升，学名关管羽。1915年（民国4年）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县牛心台大浓湖村一个满族家庭。父亲关恩连是个忠厚农民，一家五口，靠几亩薄田为生。

管毅自小聪明，又是长子。一家人节衣缩食供他上学念书，期望他长大成人，光耀门庭。1927年他12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本溪县柳塘第一小学（高小）。他读书刻苦，品学兼优，深得老师的赏识。后因其父、其弟病死，在管毅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学医，为家人、为穷苦人治病。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开始了求医学徒的生涯。他在本溪湖济民医院潜心学习了几年后，于1933年在桥头小镇开了一处小诊疗所，名为“早春医院。”

这时日寇的铁蹄践踏了东北，本溪湖、桥头、南芬、连山关、牛心台一带分别驻扎了伪警宪兵和关东军守备队。管毅对日伪统治极为不满。他对母亲说：“亡国奴的气我受不了，我已不能再呆下去了，得赶快逃出魔掌。”母亲听了这话，心里明白了大半，但又怎能舍得关家这颗独苗。可又一想，不让他走，早晚要落到日伪手里。就果断地对儿子说：“孩子，你尽管去吧!忠孝难以两全。为国尽忠这个理我晓得，没有国那有什么家，你既然是为了救国，为了今后有好日子过，你就去吧。”1935年，管毅离别母亲，投奔到黑龙江省林口县他伯父关恩清家，在那里以行医为生。

林口县刁翎街一带，有日本讨伐队驻扎，也有抗日联军活动。管毅的医院不大，却十分引人注目，登门求医者纷至沓来。管毅借此广结四方人士，并与地下党建立了秘密联系，为抗联购买药品，医治伤员，得到地下党的信任。在党的帮助下他参加了“反日会”（后改为抗日救国会），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把医院变成地下党和抗联的秘密联络点。为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更好地隐蔽自己，他还与几个伪警官结为“金兰之友。”

1936年秋，抗联五军从宁安县东南的抗联根据地往北转移，越过铁路后，曾一度在林口县境内活动。在此期间，管毅积极为部队传递情报、送药治伤，来往频繁，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一天，管毅被秘密地请到徐家屯，为抗联五军一师师长关树范治伤。夜里，一张爬犁悄悄地将管毅的妻子及孩子接到徐家屯。管毅向爱妻表白了参加抗联的决心。管毅的妻子说：“咱们好不容易开了个小医院，生活还能过得去，你为什么非得撇下我们母子呢?”管毅体谅她的心情，耐心地对她解释：“到抗联抗日，就是死了也光荣。你回老家和母亲一起把孩子拉扯大。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等孩子长大以后，一定告诉他们，爸爸是为了抗日救国……。”翌日拂晓，管毅作为抗联五军的军医随着队伍出发了。在寒风刺骨的深山老林中露营，既无被褥御寒，又不能点火取暖，生活十分艰苦。管毅此时担任五军军医处副处长兼后方医院院长。当时的后方医院非常简陋，既无病床，又无设备。伤病员分散在各处密营里的治疗点之中。管毅既是负责人，又是外科手术医生。哪里有伤员，他就得奔到哪里。他经常巡回医疗，马不停蹄地为伤员治疗。

一次，一位战士在战斗中负伤，子弹留在身上，当时没有麻醉药，但子弹还必须取出来。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他一边给伤员喝点“大烟土”止痛，一边给伤员讲故事，分散其注意力，并鼓励说：“勇敢些，再咬咬牙，挺一挺，马上就好。”他的动作既轻又快，子弹很快就取出来了。

由于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真诚的革命精神，组织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适应野外战斗治疗的需要，他刻苦钻研医术。利用缴获的大烟土配制了一些消炎止痛药，给战士治疗痢疾、肠炎、腹泄、霍乱、伤寒等各种疾病，并用人参配制中药，治疗肺气肿、气管炎、喘息等病，他还采集一些草药，用土方配制成药，治疗头疼脑热等病，平时还想方设法采集食物，为伤病员增加营养。

1938年7月，西征部队经过千难万险，终于甩掉追兵突出了重围，穿过原始森林，渡过牡丹江，一举打下了苇河、芦山，到达三道通站住脚，创建了新的根据地。不久，部队又继续西进，五军二师经珠河（今尚志县）、亚布力到五常，管毅领导的军医院也随军战斗。

部队攻打五常县时，战斗异常激烈，因城防坚固，火力较强，我军久攻不下，伤亡很大。管毅在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抢救伤员。不幸在战斗中中弹牺牲。

管毅这位年仅23岁的抗联军医，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战中以他年轻的生命实现了以医报国的夙愿。

马忠骏

马忠骏，1924年10月20日生于本溪县姚家湾子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少时天资聪颖，在校学习勤奋，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

马忠骏还是个孝顺的孩子，祖父早年过世，祖母双目失明，走路吃饭都有困难。祖母想到谁家走走，多半由忠骏领路。每遇改善生活时，马忠骏总是先告诉祖母都有什么菜，问她想吃什么菜，并往她的碗里夹菜。因此，不仅祖母经常夸奖他，邻居也都说他是个懂事的孩子。马忠骏的父亲马熙元为人老实，常年多病，家里的一切事务全靠母亲操持。母亲持家节俭，使家里逐渐有了点积蓄，有困难的邻里不免前来挪借串换。遇到这种情况，只要马忠骏在场，便劝母亲要关照别人。当母亲索要欠债时，忠骏又劝说不必催要过紧，没有就先欠着，有实在还不起的，马忠骏就劝母亲别要了。

马忠骏幼年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侵入本溪地区，并在“中日合办”的幌子下，霸占了本溪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冶炼权和铁路运输权。日本人到处横行、寻衅闹事，甚至包庇坏人，培植汉奸。“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了对东北的殖民化统治。由于马忠骏有两个哥哥在“九一八”事变前赴关内求学，因而马家屡遭日本特务警察的监视、刁难甚至敲诈勒索。马忠骏13岁时，全家被逼无奈，只得迁居沈阳一年，并改家姓为熙。日伪对马家的迫害，并未使马忠骏屈服，相反，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940年，马忠骏考入本溪湖国民高等学校采矿冶金科。1942年，马忠骏和邓周立等同学好友，秘密发起了读书活动，得到进步作家花喜露（后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与指导，先后有40多人参与了读书活动。这些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秘密传阅鲁迅的《二心集》、《三闲集》、《华盖集》、《呐喊》，巴金的《海底梦》、《家》、《春》、《秋》；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以及《铁流》、《毁灭》、《社会科学大钢》、《大众哲学》、《海上述林》等进步的革命书籍。

这些书在当时几乎都是“禁书”，由马忠骏保管着。他的家成了参加读书活动的青年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学习知识讨论问题，尽情地发表意见。随着学习的深入，视野的开阔，认识的提高，他们又创办了《铁之流》、《铁笛》、《黑焰》、《春之花》、《合流》等手抄和油印刊物，在青年中秘密传阅。马忠骏是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发行人。

1943年春，日本侵略者利用从关内抓来的“特殊工人”（指有进步思想和反抗精神的工人），在姚家湾子村附近修沈丹线铁路。工头们对“特殊工人”异常残暴，监视得特别严格，根本不许村民和他们接触。一天，有个外乡人迷了路，向工人们问路，惹恼了日本工头。他们把那个问路人绑到“事务所，”用拳头和棒子把他打得奄奄一息。此事惊动了马忠骏，他急忙找来一些青年，跳进墙去，和工头们讲理。那些工头害怕群众起来把事情闹大，不得不把问路人放走，并给他敷了药。

1943年8月，马忠骏毅然告别病重的父亲和年老体弱的母亲，奔向抗日前线。临行时，他对父母说：“没有国，那有家，为国只能忘家，等打败敌人再团聚吧。”他给同学们留下一幅照片，在照片的背面上写着：“我虽然悄悄无声地走了，但我仍然希望我爱的人们能努力挣扎、奋斗。”表达了他对家乡人民的殷切希望和投笔从戎奔向抗日前线的坚定信心。

马忠骏从本溪出发到沈阳，住在花喜露家里。同行4人中还有邓周立、王抗和王勇。花喜露的爱人王丹群，把作路费用的金戒指缝到一件大衣的领子里，并亲自把他们送上火车。他们怀着冲出牢笼的心情到了北平。

在北平，他们来到辅仁大学学生李德儒家。李家是八路军前方总部豫北办事处建立的一个联系点。经李德儒介绍，他们又离开北平，到安阳北面10多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找到陈吉清棉花行（八路军豫北办事处的一个转运站），由两个便衣护送夜行25多公里路，穿过封锁线，到达林北县政府所在地任村。

在豫北办事处，马忠骏等人欢度了到达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中秋节。以后，他们来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接见了他们，并为他们召开了欢迎会，把他们留在太行山区。边区政府介绍马忠骏到太行“文联”边学习边工作，文联主席徐慧庸指导他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革命思想有了新的飞跃。

1943年底，日军准备发动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马忠骏背起行装，渡过清漳河，沿着太行山路来到接近前线的游击区，同当地区委和民兵一起活动，并协助地方剧团搞宣传演出。

1944年2月，马忠骏调到太行军区情报处工作，同年6月，又到抗大六分校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指定的整风学习文件，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从而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马忠骏随太行抗日根据地第一批奔赴东北的同志一起回到东北，被分配到本溪地区工作。当时中共本溪市委考虑将马忠骏留在市委机关，而马忠骏则要求到基层艰苦的地方去。市委满足了他的要求，派他到本溪县工作。

1946年1月，上级组织派马忠骏到本溪县大队第九中队担任指导员。中队长黄锡山当过土匪头子，此时打着县大队旗号，干的却是土匪勾当。他不仅吃喝嫖赌，还变相抢夺财物，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马忠骏只身来到这个中队，担着很大的风险。他首先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和争取改造工作，使大部分战士的思想有了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武装战士。

1946年2月，马忠骏调到牛心台区任区长。牛心台区是个工农杂居的地方，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渗透到这里，政治背景比较复杂。 马忠骏怀着满腔热情，旗帜鲜明地放手发动群众，在先后九十多天的反奸清算斗争中，开了26次斗争会，并于1946年2月底，召开了牛心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千人大会，把民愤极大的特务头子李大马捧处决，为民除了害。在反奸清算的同时，马忠骏还在牛心台区加强了政权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开展了“二五”减租减息。在全区26个村中，改造了23个村政权，村村都建立了农会，会员达2000多人。发展新党员69人，有25个村实行了减租减息。全区群众共分得粮食6.5万公斤，现金21万余元。

正当马忠骏按照党的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群众工作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一场保卫本溪的战斗打响了，马忠骏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支前工作上来。牛心台区的担架队由于组织得好，并有专人带领，自始至终地完成了任务。在劳军活动中，牛心台区一次就慰问部队肥猪10口、烟卷211条、现金7 800元、鸡蛋3000多个。

本溪保卫战打了近一个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县机关干部和县保安团战士于1946年5月8日退出本溪市。牛心台区立即成为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牛心台区委决定把全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南部以欢喜岭为中心。北部以法台堡子为中心。工作重点是依靠群众创建根据地。马忠骏主动担负起距敌占区近、危险性大的南部领导重任。

1946年5月16日凌晨3时，已经投靠国民党的土匪头子黄锡山带领匪徒偷袭了马忠骏驻地南三家子村。当时马忠骏正生病发高烧，在交战中又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他牺牲时年仅21岁。马忠骏的战友邓周立得知噩耗，悲痛地写下一幅挽联：

“登太行，逐日寇，驰骋清津水；还长白，求解放，捐躯太子河。”

白广恩

白广恩，字云普，本溪县歪头山村（今属溪湖区歪头山镇）人，满族，生年不详。曾考入沈阳八旗学堂学习。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满目疮痍，这些激发了他的爱国之情。毕业后，白广恩投身教育界，以期实现教育救国的构想，先后在铁岭县古城子小学任教师和校长。

1931年（民国20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东北。白广恩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同年底，他回到家乡歪头山一带，联络知识分子，秘密从事抗日活动。次年春，北平抗日救国会派赵殿良到沈阳、本溪组织抗日武装，白广恩很快与赵殿良取得联系。因白广恩是本地人，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与一些自发的抗日组织有过接触，便主动为赵殿良介绍情况，出面联络。他以小学校长的身份作掩护，不辞辛劳，奔走于各个抗日武装山林队之间里，先后联络了沈宝琳（燕子）、吴殿祥（大祥子）、徐黑虎（黑虎）、许树春（小白龙）以及四季好、平日好、大荣字、崔狗子等自发的抗日武装和山林队，又到苏家屯联络龙武军首领刘海泉和修子宾等人。这些武装组织的首领虽然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有一颗爱国心，一致赞同联合抗日。1932年（民国21年）5月，正式组建了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赵殿良任司令，白广恩任参谋长，下辖5个支队，沈宝琳、吴殿祥、林子升等人分任支队长；各支队下设中队和分队。负责沈阳、抚顺、本溪、铁岭、新民等5市县的抗日之责，实际上主要活动于本溪、沈阳、辽阳三角地带，活动中心在沈阳南郊奉集堡子。义勇军多次主动出击，破坏敌人交通，捣毁军事设施。

白广恩身为参谋长，积极出谋划策，赵殿良对他亦十分气重，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倾听他的意见。白广恩富有正义感，又有学识，因此颇受义勇军上下的尊敬。他参加抗日后，又动员其弟白广泽、妹夫刘永丰等亲属投身到抗日队伍当义勇军的交通员，因为他们人小，不易被敌人察觉。

义勇军刚刚建立，武器装备较差，有些还使用土枪、大刀和棍棒。为解决武器问题，白广恩多方进行筹划。当时歪头山村一些大户为保护各自利益，出钱组织了一支有四五十人的洋枪队。白广恩得到这个情报后，通过内线联系，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将这个洋枪队全部檄械，补充了义勇军武器装备。通过他的教育，洋枪队人员有的自愿回家务农，有的参加了义勇军。

不久，北平抗日救国会又派李兆麟、张国威等人来到二十一路军中担任指导和教育工作。使义勇军战斗力明显增强。由于义勇军纪律严明，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义勇军筹备给养。岱金峪的冯绍义和冯绍礼姐妹开设的缝纫铺也成为义勇军指定的服装加工厂和秘密联络站，白广恩经常派白广泽与她们取得联系。

同年8月，正值各地抗日形势高涨、抗日力量发展的全盛时期，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大地。第二十一路军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出兵攻打沈阳，时间定在9月1日。赵殿良与白广恩做了分工，赵殿良负责联络沈阳城内的接应工作，即通过城内伪靖安军内线作策应。白广恩负责联系辽东、辽南各抗日队伍配合行动。白广恩首先到活跃于安凤三角地带的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部，与邓铁梅约定在安奉线上截击增援的日军。继而联络活动在兴京、桓仁一带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五所属的李春润和梁锡福部，相互约定攻打抚顺以牵制敌人，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袭沈阳。之后，他又奔赴辽南，与辽南义勇军耿继周、项青山等部联络。

在内外联络取得成功之后，赵殿良与白广恩研究了攻打沈阳的具体方案。恰在此时，北平抗日救国会拨给邓铁梅部一笔巨款，委托赵殿良护送。白广恩感到护送巨款任务艰巨，赵司令身负指挥攻打沈阳的重任，不能分身，让别人护送又不放心，自己与邓铁梅有过联系，便主动提出，要亲自护送，得到赵殿良的赞同。当他顺利完成护送巨款任务时，正是赵殿良指挥二十一路军攻打沈阳之时。由于计划不周，攻沈阳时间被日军侦知，因此进攻时间提前到8月28日晨。义勇军千余人攻打沈阳，还有千余名群众参加，义勇军攻入沈阳城内，烧毁敌机1架，缴获机枪12挺，后因日伪军疯狂反扑，义勇军各部缺乏联络和协调，下午主动撤出。白广恩虽未亲自参加攻打沈阳的战斗，但攻打沈阳的具体部署是与赵殿良共同研究的，并且他联络的各地义勇军也依约同时采取行动。白广恩又协助邓铁梅指挥攻打了安奉铁路（今沈丹铁路）南线的秋木庄和四台子等火车站，有力地配合了二十一路军的行动。

二十一路义勇军攻打沈阳，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振奋了人心。但义勇军也遭受很大损失，吴殿祥率部撤退途中，在渡浑河时，正逢大雨，因水势猛涨，吴殿祥及所属数十人落水牺牲。

1932年（民国21年）9月19日，白广恩又协助赵殿良指挥义勇军攻打歪头山、石桥子、姚千户屯等火车站。参战的义勇军有200余人。义勇军事先侦知，敌人在歪头山火车站周围设置了3道铁丝网防护。因此在攻打之前，从当地群众家里借来了3口铡刀和几十把菜刀。当晚11时开始攻击，从三面包围车站，号角声、喊杀声、枪声响成一片。当义勇军砍断铁丝网，冲向火车站时，受到火车站日伪军和警察的抵抗，苏家屯、沈阳日伪军赶来增援，战斗持续到凌晨3时，义勇军主动撤出。此次义勇军割断电线3处，拿走了一些破坏铁路的工具。义勇军攻打车站和炸桥行动，使安奉铁路交通中断达十几小时，奉天日伪当局极为惊恐。

义勇军活动中心处于平原地带，上秋以后，由于庄稼被割倒，失去了青纱帐的掩护，活动极为不便，加之日伪军的封锁，义勇军内部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一些中层领导人产生动摇，有的自找出路，还有的自相残杀。崔狗子阴谋投敌，为向日军报功领赏，火拼了董占一部。白广恩闻后十分气愤，经与赵殿良研究，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他亲率队伍迅速赶到崔狗子所在地陈相屯，经过战斗，将崔狗子所部全部缴械，崔狗子只身逃走。

同年冬，在义勇军中工作的李兆麟、孙已泰等共产党员奉组织之命，转入本溪从事秘密建党工作。鉴于不利公开活动的形势，东北抗日救 国会决定解散第二十一路义勇军，赵殿良、白广恩等义勇军领导人也秘密转入沈阳，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为方便工作，白广恩将家从歪头山搬到沈阳小西关，成为抗日志士的重要联络站。因白广恩的父亲会占卦，所以来往的抗日志士都是以找他占卦为由，在他家秘密开会。

1933年（民国22年）1月，白广恩为重新组织抗日武装，派人去抚顺购买炸药，准备再次举事。不料此人在抚顺被日伪特务逮捕，供出了白广恩的身份和住处。其间白广恩虽然搬了一次家，但住处离原住址不远，终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降，白广恩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回答，并高声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李玉英

李玉英，女，1925年（民国14年）7月31日生于草河掌姜家堡湾甸子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树涛为人正义，具有爱国思想，曾在北京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家乡。李玉英自幼聪明伶俐，深受父母喜爱。父亲一直供她上学读书。“八一五”光复前，李玉英于安东（今丹东）商高肄业。

1946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进占本溪。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山区根据地建设，县委召集了第四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在草河掌建区。当时特别需要有文化的干部，经区干部张村夫介绍，年轻的李玉英毅然投身革命，到区政府担任妇女干部。她是当时草河掌区第一个勇于参加革命工作的妇女同志。

1946年7月，组织上为了培养李玉英，送她到县里学习。他在干部培训班中接受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形势教育，掌握了基本革命理论，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有很大提高，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一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她回到草河掌区，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李玉英和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到各村发动群众，经常活动在姜堡、胡堡和榆树等地。在土改工作中，李王英反复向群众宣传土改政策，使群众与共产党更贴心，革命热情更高。当时草河掌区是全县土改试点中的重点。李玉英跟随区里的领导杨光、马骥等同志，在土改斗争中经受了锻炼，看到了群众的力量，革命的劲头更足了。她和区上的另外两名女同志，特别注重做好妇女工作，发动妇女做军衣、军鞋，并用自身的经历启发妇女勇于投身革命。

1946年11月，国民党二十五师被歼灭后，又抽调新六军向解放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县委把全县划分四块，县、区领导干部和武装分散到四个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李玉英跟随县委领导转战于草河掌地区。11月10日，部队转移到草河掌区榆树村。当时天气寒冷，战士都穿着单衣，李玉英心里十分着急。部队刚一住下，她放下身上的大布包，急忙和另两名女同志，挨门逐户发动妇女给战士们做棉衣。11月14日拂晓，突然发现榆树村西山上有敌人，部队马上组织向东山撤退。敌人接连向村里打了三炮。李玉英背着棉衣包裹与另外一名女干部往外走，忽然被炮弹皮打伤了腿，撤走已来不及了。李玉英和那位女干部回到房东家，对房东说：“大娘，敌人来搜查，你就说，我们俩是你的女儿。”

敌人进村后，逐户进行搜查，当搜查到李玉英住的房间，发现炕上躺着两个人，问到：“这是谁?”房东大娘急忙答到：“她俩是我女儿，有病了。”敌人那里肯信，把被子掀开一看，发现李玉英的裤子已经让鲜血染红了，便把她往地下拽，并逼问房东。为了不使群众受连累，李玉英大声说：“你们不要难为他们，我是八路军。”敌人追问：“你是自愿参加的，还是被强迫的?”李玉英答道：“干革命都是自愿的，你们这些强盗永远也不会明白。”敌兵上前把李玉英往地下拽，李玉英一边抓住炕沿，一边大骂敌人。敌兵将李玉英拖到门外朝她头上连开两枪，李玉英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年仅21岁。

马士翰

马士翰，1924年（民国13年）4月10日生于本溪县小市区山城子村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本溪国民高等学校，1946年8月参加革命。

1946年10月末，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为掌握国民党情报，当县机关和县大队撤退到大青沟时，县公安局长董玉峰亲自找马士翰谈话，向他交待了特殊任务。原来党组织决定派马士翰到被敌人占领的本溪作地下工作。马士翰愉快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并到久才峪找党组织联系。组织决定由小市区政委张浙联络。他经常向张浙汇报所掌握的敌情，并时常带来一些敌人的报纸，这在当时对分析敌情十分重要。

夏季攻势后，马士翰又打入敌机关内部长白通讯社本溪分社当试用通讯员，从中掌握了该社的组织、人员、任务、活动方式等情况，掌握了国民党高职学校中的反动党团组织及活动情况。并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为以后搞好反动党团登记和捕捉国民党特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48年秋，马士翰根据党的指示，打入国民党本溪县保安队的一个中队（实际是还乡团），任务是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敌人起义。他接受任务后，经过努力工作，促使起义条件成熟，把情况向县公安局长董玉峰作了汇报，经县领导决定，同意接受这个中队起义，并确定了时间、地点、路线，由小市区政委谢鸣周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根据马士翰送出的情报，谢鸣周带领小市区中队到兴隆山村接收以纪海臣为首的83名起义人员。

1948年10月30日，起义的全部人员在卧龙村集合，按照事先规定，一个班一个班地向兴隆山方向进发。马士翰带一个班为前哨，当行进到孤山子村时，一个顽固分子突然向马士翰开枪。马士翰身受重伤后，由起义人员用门板抬着来到兴隆山。谢鸣周立即派区中队一个班护送他急速赶往碱厂三分区医院抢救，但因流血过多，于1948年11月初牺牲。

富春雨

富春雨，满族，1921年（民国10年）生于本溪县桥头（今平山区北台镇）富家村。其父富庆昌一生务农。富春雨11岁时，父亲被诬“通匪”抓进了监狱，经母亲变卖家产，疏通关节，父亲才被放出来。

1937年，富春雨由本溪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在家务农，次年8月来到本溪煤铁公司营善工厂做工。深受日本侵略者的剥削和压榨。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充满了仇恨。1945年1月，富春雨到本溪放送局（广播电台）工作，有了广泛接触社会各方面群众的条件，思想上更加成熟。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自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走上革命道路。“八一五”光复时，富春雨作为本溪地方群众代表之一，同人民军队和苏联红军联合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并参加了本溪市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本溪，本溪放送局被国民党沈阳广播电台接收，富春雨在本溪湖广播电台任新闻记者， 7月兼任东北通讯社本溪湖特派记者。东北通讯社是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王书鼐以国民党东北长官部上校督察员的公开身份兼任社长，领导地下工作人员，每天从广播中收听国民党军队和苏联红军驻长春司令部的消息，再把这些消息整理成新闻稿发往各报社。富春雨在本溪任记者期间，出色地完成了新闻工作任务，还积极配合、支持本溪教育界刘自浚、王晋阶领导的“罢教、罢课”爱国运动，深受王社长的赏识。1946年7月，经王书鼐介绍，富春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11月3日，富春雨受王书鼐委派到长春筹建东北通讯社长春分社。1947年1月2日，长春分社成立，富春雨担任社长兼编辑部主任。7月12日在长春分社设立了电台，进行情报联络工作。东北通讯社实际成为东北民主联军敌后情报联络处。富春雨作为敌后情报联络处负责人，编辑和整理情报，将长春报纸当天刊登的主要消息摘录后向沈阳总社报告。为发挥党组织的作用，长春分社秘密成立了党的长春支部东北通讯小组，为人民军队不断提供有价值的秘密情报。

1947年夏，国民党为了抗拒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在长春市郊区修筑了城防工事，为把敌军城防工事图弄到手，分社人员在富春雨的指挥下，进行了紧张的收集活动。记者李若倩因主动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收集军事消息，引起国民党督察处特务的警觉而遭到拘留。富春雨闻迅后，直接面见督察处长安震东，他义正辞严地说“李若倩采访是我社长派去的，你拘留记者是非法的，你要调查就调查我和王书鼐好了。”安震东知道王书鼎是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不敢惹这位“大人物，”同时几天的审讯调查也没有抓住把柄，只好放人。但他并未就此罢休，决定设计诱捕长春分社的记者。

安震东因爱好戏曲，同伪满时期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侯子顺、张松亭熟悉。东北通讯社的一些戏迷也与侯、张有往来。侯当时在长春城防事务委员会任职。一天，通讯社的记者袁学群等人试探着问侯的工作情况，侯告诉了安震东，安震东得知后更加怀疑几个记者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第二天，侯在家邀请通讯社富春雨等几个记者，在递烟忙乱中假意将图纸翻落地上，后又拣放回去，侯借故离开房间，几个记者立即打开抽屉把图纸揣在怀中，这一切早已被埋伏好的特务看得一清二楚。10月13日，富春雨等被秘密逮捕，关押在长春督察处看守所。此前，北平、沈阳、锦州地下电台均遭到破坏，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也被秘密逮捕。

在狱中，富春雨受尽了严刑拷打，但他意志坚定，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敌人对富春雨想尽办法，刑讯逼供，都未能如愿。

10月17日是长春将要解放的前两天，国民党当局对富春雨等41名青年下了毒手。他们将富春雨眼睛蒙住，嘴里塞满棉花，用钢丝、电线把双手捆绑起来，然后用刺刀刺死。最后填入督察处院内一个大坑。富春雨牺牲时年仅27岁。

金明

金明，原名金永善，别名金永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2月出生于本溪县碱厂区黄家堡村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民国元年）——1918年（民国7年）在本村私塾读书，1921年（民国10年）——1922年在碱厂小学读书，1923年至1925年在奉天省第一工科中学预科读书，1926年考入奉天省第二工科中学本科学习，1927年（民国16年）3月考入东北讲武堂，1928年2月考入东北讲武堂第十期步兵科学习，1930年9月任东北军第六旅四十团准尉、少尉排长，1933年4月任东北军五十一军一一0师六三八团中尉排长、代理排长。1936年1月任东北军五十一师司令部上尉教育参谋。

金明于1938年4月在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参加八路军，1945年5月在鲁中军区教导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参加青年训练班军事队学习一个月后，任青年训练班军事队队长职务，同年8月任晋升东南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军事教育训练班军事教员。1940年2月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军事教员。1942年4月，在鲁中军区教育营一队任队长、军教主任等职。1945年6月，任鲁中军区新兵团副团长，1945年9月任东满军区第三支队司令部参谋处处长，1946年6月在辽东省军政干部学校任副教育长，1947年8月在辽东四纵队十二补充团任副团长，1948年3月在辽宁军区独立第七团任副团长、党委会委员。1949年1月在辽宁军区解放第三团、第二团任副团长、党委会委员，1950年6月在辽宁军区一六九师司令部任作战科、侦察科科长，1951年1月在辽宁军区海防巡逻大队任大队长、党委会委员。1951年参加进攻水运岛战斗任副总指挥，负责水上船只航行作战部署。1952年转业到地方，任辽东省窑业公司经理、陶瓷总厂厂长。1958年，调任硫化铁矿矿长。1961年10月分配到本溪县碱厂公社任副社长，主管公社文教、卫生、政权建设方面的工作，后因患瘫痪退休。1977年病逝，享年72岁。

张凤桥

张凤桥，草河口区棒槌岭村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一次，连山关的铁路警察到张凤桥家敲诈勒索。由于家贫拿不出好东西招待，便惹怒了警察，第二天上午将他带到警察署，毒打一顿，最后家人托亲求友才保了出来。日本人修安奉铁路（今沈丹铁路）时，他又被抓去当了一年劳工。

1945年“九三”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他的家乡，成立了人民民主政府，张凤桥积极参加了反奸、反霸、清算和减租减息的斗争。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连山关，到处抓兵拉夫，他又被国民党兵抓去修碉堡。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退却时，又将他的长子张文国抓去。他在送行时悄悄地告诉儿子：“孩子，可别忘了共产党毛主席呀。”儿子点头示意，父子洒泪而别。1947年5月，连山关解放了，成立了区政府和村农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他积极参加农会和土改斗争，成为土改斗争中的积极分子。1948年，区政府敲锣打敲来到他家，领导告诉他说：“你儿子已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攻打辽阳时立了功，今天来给你送立功喜报。”知道儿子的下落并立了功，激动不已的张凤桥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1950年秋，张凤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组织互助组，被选为组长。1951年秋，互助组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他又被选为县劳动模范。1953年，张凤桥的儿子在抗美援朝中光荣牺牲。他闻讯后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

1953年秋，他领导的互助组由5户发展到19户。并向政府提出了成立农业合作社的申请。1954年2月15日经政府批准，张凤桥带领25户农民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10月2日，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3月，张凤桥出席了辽宁省民政厅召开的军烈属模范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颁发给他一枚奖章。同年，他被选为本溪市人民代表，出席了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1956年，他被选为集体农庄主席。1957年10月7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军烈属、转复军人积极分子大会。10月16日下午4点30分，他在怀仁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毛主席亲切地与他握手并询问情况。1958年8月15日，连山关成立了人民公社，他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社长。

1959年，公社党委派张凤桥组建公社敬老院并由他担任院长。1963年9月19日，张凤桥患重病。市、县、公社领导对他的病情十分关怀，本溪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张剑亲自到他的住宅探病慰问。同年10月20日上午12时，张凤桥病故。公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市、县、公社各机关送了花圈，辽宁省民政厅派人参加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杨坚白

杨坚白，曾用声于典、杨娱天、杨异同、康莫逆、于天、非石等笔名。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21日生于辽宁省本溪县。其父毕业于本溪县师范学堂，后任教师。杨坚白小时读了一些孔孟的书。由于家境困窘，他的求学时断时续，高等师范未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民族危亡使他和一些同学不能安心于课堂读书，只得中途辍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为了隐蔽自己的活动，他到本溪煤铁公司当了几个月的小职员（会计），虽然日薪只有6角钱，但却是他最初了解企业，了解社会的窗口。

青年时代的杨坚白思想活跃，异常勤奋，涉猎了大量左翼文学，对社会科学兴趣广泛。本来他最喜爱理工科，可是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使他不得不放弃理工改学文科。由于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有学日语的条件，为了求知，他刻苦攻读日语，还自修了俄语。

1932年冬，杨坚白通过进步学生张晓岩结识了李烈生（即李兆麟），由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入党，参与本溪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成为本溪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他被调到奉天（今沈阳）党的特委，在那里专门从事党的宣传活动。1933年6月的一天，本溪湖开运动会，当时的中共本溪特支组织委员陈相毅在会场上散发传单，被日本巡警当场逮捕。陈经不起敌人的拷打逼问，供出本溪党组织，出卖了孙已泰、徐殿孕和杨坚白3人。敌人马上逮捕了孙、徐2人。因杨坚白自己调往奉天特委工作，敌人从他与家人的通信中发现线索，通过奉天日本领事馆警署抓捕了他。他被判12年徒刑，上诉后，1935年被改判5年徒刑。入狱时，他被关押在奉天地方法院看守所。不久，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的杨一辰，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进看守所，同杨坚白住在一起。后来，杨一辰、杨坚白、孙已泰等人又被转入奉天检察厅看守所。杨一辰同志参加革命早，阅历深，经验丰富，同监难友们非常敬重他，尊称他为老大哥。因此，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他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革命斗志。一次，杨坚白因被敌人用刑，身体极度虚弱，伤口严重感染化浓。放风时，杨一辰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统治阶级，设置监牢。囚吾志士，肆彼横暴。但吾志士，忠贞在抱。心为石兮不可转，汤可赴兮火可蹈。善摄生兮保此身，持其志兮气勿躁。奋斗!奋斗!红日五洲普照。”杨坚白读后，倍受感动和鼓舞，当即将这首诗在难友中传阅，他还和杨一辰等人一起高声唱《国际歌》，并把这些歌词写在监号的墙上。

他们身陷囹圄，仍不忘团结、教育、宣传群众。伪奉天监狱的看守，大多是城市贫民、乡村农民出身，生活困苦，为谋生他们不得已才干上看守职业的，杨坚白想，这些看守和国民党、日本人的狱卒不同，不是死心塌地的死硬派，完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为共产党做事。于是，杨坚白、杨一辰、孙已泰经常和他们唠家常，给他们讲共产党的主张，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还替他们写家信，写请假条，为那些贫困无助的刑事犯人写诉状，监狱医务所医官王常泰等人，就是通过他们的教育影响，由党的同情者逐渐成为党的支持者、拥护者的。后来，成为狱中党员和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联络人，经常为他们传递信件、消息和学习材料，为狱中党员外出买书，买《盛京时报》看。监狱本来有个专门对这些“政治犯”进行教诲的官员，叫宋大公，有趣的是反而接受了他们的“教诲，”后来为杨一辰的出狱帮了大忙。在杨一辰直接领导下，杨坚白、孙已泰还在狱中参加了查叛徒、查党团组织受破坏经过的斗争。

他们把监狱的医务所变成了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点。利用这个阵地，常以随诊为名，趁机与党组织沟通信息，宣传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形势。难友们还借口看病来这里聚会或商谈要事。如果有哪个难友太累了，也可以到这里“住院”和“休养。”医务所的几个医官在他们影响下，也都成了他们无话不说的朋友。他们帮这些“政治犯”收藏进步书藉，一起谈政治。讲革命，骂日本鬼子和汉奸。

在监狱里，他们坚持雷打不动的学习活动。经常学习讨论看守捎给他们的党内信件等材料，还读了《列宁文集》、《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国民快览》等进步书刊，甚至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翻译作品以及鲁迅、茅盾的杂文和小说。中共的《八一宣言》、救国会七君子被捕、西安事变、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等消息，都是他们从这些报刊杂志中读到的，进步青年温建平，就是受了杨坚白狱中的教育和影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6年春，敌人加紧对狱中共产党员的摧残和迫害。杨一辰又被日本宪兵队提去审讯，杨一辰为了保护党组织，特意把自己眼睛弄坏，看不见东西，被送到医务所抢救治疗。他和杨坚白、孙已泰商量，最近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紧张，如果外面组织被破坏了，不仅我们要作无意义的牺牲，还要牵连好多人，不如向外面党组织说明情况，主动要求断绝联系。3人同意了这个意见，又起草了秘密信发出，从此，他们便忍痛与外边党组织断绝了联系。杨一辰当时激动地和他俩说：“只要我们有决心革命，出狱后一定能找到党。”

1938年6月，在监狱中饱受磨难的杨坚白出狱了，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他辗转东北、北平都找不到组织关系，便由上海路经香港、广州去了武汉，因战况紧急，他由澳门、中山，向西北方向的梧州、柳州进发。

行至肇庆，所带的钱已花光，他只好找到难民收容所，取得难民资格，领得难民证。至此，他以难民身份流浪到广西的梧州、柳州，再沿西南公路靠一路行乞，徒步跋涉， 1938年除夕流浪至重庆。找到东北救亡总会，被接受到会内工作。最初，他担任《反攻》杂志编辑，后又担任服务队（即宣传队）长。不久，他们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团结教育青年，准备北上抗日。在这个环境中，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的书，讨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还可以通过讲座形式培训青年。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个组织里工作和生活，等于上了一次党校。”

为了北上抗日，组织决定由他率领东北的一批青年，包括重庆总会和成都分会的青年，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他任副队长，陈甫子任队长。两个人都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只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1940年初，宣传队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到洛阳，当时由于国共摩擦加剧，不久，蒋介石下令解散了这个宣传队，杨坚白北上抗日的理想未能实现。

但在1940年夏，孟用潜来洛阳组建中国工业合协会晋豫办事处，杨坚白参加这项工作，从此他走上了经济战线。几个月后，他受孟用潜派遣，几经周折去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回到了党的怀抱。

到根据地后，先后担任过科长、厂长等职，还主编过《太行工业》刊物。这期间，他积累了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从敌伪方面接收了一些工厂、矿山，需要会计、统计知识。他及时总结、研究了工业管理经验，编写了大量讲义，培训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干部。还撰写了《实用工业会计和成本计算》、《实用统计方法》两本书，被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其中《实用统计方法》一书还两次由东北新华书店再版，在全国发行。

1948年，党组织把杨坚白派回东北，先后在辽北、辽西省政府任研究室主任，侧重于农村政策研究。除草拟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1950年11月—1954年秋，杨坚白在东北统计局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副局长等职。由于国内当时还没有一套适合本国特点的统计学专著，他及时总结统计学的基本规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写作出版了《统计理论基本问题》一书，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统计学家斯梅霍夫、经济学家基里迪舍夫的《统计和计划》、《怎样研究经济现象动态》两本书。

在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还主持了东北地区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这项工作是1951年顾卓新（时任东北计划委员会主任）倡议的，计算的方案由苏联统计专家帮助设计，再结合中国实际修改、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收入计算的开端。1954年，杨坚白调到国家统计局，负责主管全国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杨坚白是国内国民经济统计和综合平衡工作的首创者。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爱好，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竟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业。1956年，他离开国家统计局，调到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工作。为了提供编制计划的参考，他主持撰写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一书。因当时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又研究了波兰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1958年10月，应孙冶方之约，杨坚白到中国经济研究所专门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63年，他的一篇论生产价格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大批判。1976年10月，杨坚白逐步恢复了研究工作。

2004年6月27日，杨坚白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丁铁石

丁铁石，原名丁武明，回族。1915年（民国4年）12月26日出生于本溪县第三区大堡村（今属本溪市溪湖区）。其父丁文发生有4子，丁铁石排行第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丁铁石兄弟随父母逃难到了北平。1933年，丁铁石与弟丁坚进入张学良创办的东北中学读书。

1936年，日军图谋以武力侵占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丁铁石与弟弟丁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7月丁铁石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后与同乡金进南到上海，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1937年9月丁铁石率队到山西太原参加八路军，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治教员、副连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务。

此时马本斋在家乡河北献县组织国民义勇队武装抗日，保卫家乡。1938年初，在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冀中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同年7月，回民教导队与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丁铁石受党派遣，来到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丁铁石与刘世昌一起，介绍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民教导总队由于是刚刚组建，成份复杂，素质不高，纪率松散，加上频繁而艰苦的战斗，使部队大量减员，在很短时间内，从500余人减少到300人。丁铁石在创建和改造这支队伍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丁铁石帮助马本斋，以坚毅的行动，进行了组织整顿工作，从而使部队得到了巩固。丁铁石的行动促使马本斋认识到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此得到加强，使总队模范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受到回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许多回民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很快又发展到六七百人。1939年4月间，部队己达到千余人。同年秋季，部队奉命到定县、无极县开展斗争，在丁铁石建议下，回民教导总队正式改名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支队司令员，丁铁石为政治部主任，丁铁石与马本斋一起转战于冀中平原。 1940年5月，在著名的康庄战斗中，将从衡水赶来增援的60多名日伪军歼灭。这一仗，缴获大炮l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60支，战马10多匹。还有许多弹药，并烧毁汽车2辆。在打扫战场时，丁铁石和马本斋命令战士们扒下敌人的衣服，几天后，化装成日军的回民支队又端掉了榆科伪军据点。回民支队因战功卓著，受到上级的表彰，被冀中军区授予“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称号，并受到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通令嘉奖。1940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提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回民支队成为日寇闻风丧胆的英勇之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历次战斗中，丁铁石指挥果断，带头冲锋陷阵，英勇顽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部队作出了表率。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冀中部队主力。丁铁石协助马本斋率部转移到阜城县，巧妙地躲过了日军主力的合击，并消灭了前来搜索的日伪军300余人，安全转移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同年，丁铁石奉命赴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团以上干部集训班学习，在此期间，经弟弟丁坚介绍，丁铁石与从南京投奔延安参加抗战的白琴相识。3年后，两人在延安窑洞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丁铁石响应组织号召，赴东北开展工作，10月到达沈阳。这时本溪已被共产党解放军的军队接收，并成立了本溪保安司令部。本溪回族人士刘正维、杨永清等人得知回民支队负责人丁铁石等人已到沈阳，沈阳已组建回民大队的消息，便来沈阳找到丁铁石，要求参加沈阳回民大队。丁铁石听取汇报后，给予了高度重视，考虑本溪湖是回民聚集区，煤铁公司矿工和当地居民中有许多要求进步的回族青年，最好能单独组建本溪回民大队，受本溪保安司令部领导。因此，丁铁石和刘世昌等领导便指示他们回本溪组织队伍，并给本溪保安司令员兼政委李力果写信，提出组建本溪回民支队的建议，得到李力果的重视，本溪回民大队正式组建起来。 11月，丁铁石奉命担任本溪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回到了阔别14年的家乡本溪。12月，又担任本溪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这时东北局及省委、省政府机关已迁至本溪，本溪民主政权刚刚建立，敌伪残余势力及小股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保安司令部的任务十分艰巨。丁铁石协助李力果，夜以继日，运筹帷幄，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

丁铁石十分关心和自己一起参国革命的金进家庭情况，曾多次到金进家里走访，看望他的祖父和父母，向他们介绍了金进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己在八路军回民支队工作，并一再安慰他们说：“金进是你们的好后代，也为你们争了光!”

在本溪保安司令部工作期间，丁铁石十分重视加强司令部直属机关和所属部队的自身建设，并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在回民大队建立了临时党总支，在工人大队一、二连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其他连队和司令部建立了党小组。他注意在部队中发展党员，短短几个月间，部队党员人数从开始的l80多名增加到380多名。各连队的政工干部均己配齐，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加强，政治工作制度已经建立，政治教育有计划，有落实。同时，为提高部队连排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在丁铁石的建议下，成立了干部教导队，举办了一期连排干部班，有120多人参加学习，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犯，解放军实施战略转移。根据形势需要，撤销了本溪保安司令部，将其合并到辽东第三军分区。同年5月，丁铁石担任辽东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和辽东三地委委员，随部队转战于本溪、新宾一带。同年11月，丁铁石奉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到大连创办解放军第一所坦克学校，并担任大连坦克学校副校长，用从日军和蒋军手中缴获的坦克，为解放军新型兵种装甲兵的组建培养了人才。1947年12月，丁铁石又担任解放军第一个战车团东北野战军特种兵战车团的副团长、团长，并于1948年9月开始，率领这支刚组建不久的战车团参加了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特别是在攻克锦州和天津的战役中，他掩护步兵向纵深进击，为夺取两大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丁铁石率领战车团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入城式。当解放军战车部队进城时，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了!”3月25日，丁铁石率领战车部队，在北平西苑机场，迎接党中央进入北平，并接受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检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同时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丁铁石接到上级通知后，心情十公激动，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他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自己要亲率战车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而战车不能出现任何故障。因此，他一方面从严从难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方面精心检查受阅部队准备工作情况，以避免可能出现一系列技术问题。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随后，举行阅兵式。受阅部队依次为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骑兵师，并以水兵方队为前导。战车师又分为摩托化部队，装甲车方队和坦克群。受阅部队在东长安街接受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后，依次开始通过开安门广场，丁铁石率装甲车队和坦克群伴随着雄壮的《坦克进行曲》，徐徐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民的检阅。战车隆隆，铁流滚滚，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开始向现代化推进，并向世人展示了新中国装甲部队的威武雄姿。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正式成立，丁铁石担任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为发展和提高解放军装甲兵技术水平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工作，为解放军装甲兵的建设和成长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52年毅然赴朝参战。1953年3月，担任志愿军装甲兵器材供应处处长，为志愿军装甲兵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技术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丁铁石担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主任。1957年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他认为自己虽然指挥实战经验较多，但军事理论知识不足，因此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奋攻读，刻苦钻研中外军事理论，特别是装甲战理论与技术，被学院评为“五好学员。”1959年，在所谓的反右倾运动中，彭德怀、黄克诚等军队领导人受到错误批判，军内掀起批判“彭黄”逆流。对此，丁铁石心怀坦白，旗帜鲜明，认为彭德怀、黄克诚功劳卓著，敢于直言，不同意批判，因此再次受到错误批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丁铁石长期被关押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的大哥丁溪野被迫害致死，弟弟丁坚也被密捕入狱。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始终立场坚定，刚直不阿，坚持真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1973年，丁铁石被释放出狱，1975年正式恢复工作，担任军委装甲兵司令部顾问。1980年4月调基建工程兵工作，担任兵种党委常委、后勤部政委。1959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章，享受副兵团职待遇。1982年2月，丁铁石离职休养。他虽然年高体弱，还撰写了《光辉的一生》、《纪念马本斋，学习马本斋》等文章，讴歌英雄，缅怀战友，为全国人民学习民族英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6年5月31日，丁铁石病逝，享年81岁。

张子文

张子文，名德纯，字子文，祖籍河北沧县。1875年（清光绪元年）夏历5月18日，出生于本溪县本溪湖火连寨。

张子文幼年即入私塾，学习汉文，并在火连寨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6岁时考中秀才，便离开家乡，只身经沈阳转大连，赴关内求学，投师深造。先后师承海思福、马玉麟、李希复、刘玉常，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期兰教典。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26岁的张子文在保定西清真寺担任教长。

张子文的青年时代，正是清朝政府腐朽没落，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风。内忧外患，激发了张子文的爱国情怀，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发奋读书，终于成为学识渊博、阿汉两通，并能操阿拉伯文、波斯文、德文、俄文四种外语的著名学者。他在保定任职之初，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保定地区经常遭到德国占领军的骚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为保护回族群众不受欺侮，他挺身而出，用纯熟的德语，怒斥德国侵略者的暴行，拯救了许多穷苦百姓，深受人们拥戴和敬重，被誉为“德国张。”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张子文到北京担任西单牌楼清真寺的首任教长，使张子文“经汉兼授”主张在客观上得以更好地贯彻。他变经堂学校为经汉学校，由他本人执教，一面讲授《古兰经》，一面讲授汉学《四书》、《五经》及古代散文，使许多回族青少年不仅学会了阿拉伯文，还学会了汉文。

1909年（清宣统元年），张子文参与创立北京”清真教育会，担任该会《清真杂志》、《清真白话报》、《北京民报》的总发行人。同年，鉴于张子文的学识和声望，北京马甸清真寺正式聘他为教长。

到马甸清真寺后，张子文创办了北京第一所经汉学校（亦称经汉大学）。坚定不移地力主回族儿童学习文化。张子文不仅敢于冲破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还敢对封建王朝的法令挑战，率弟子马松亭等人毅然剪去作为封建王朝国民象征的发辫，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

1912年2月，张子文调任北京清真寺任教长。极力劝导同教子弟读书，振兴本民族教育。

辛亥革命的号角，震憾了整个中国社会，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张子文与大阿旬王友三、王浩然等人，于当年2月和20余位教民联合上书国民政府，以表达广大回民和伊斯兰教众对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喜悦和拥护“共和政体”的心声，同时也开始酝酿成立全国的伊斯兰教组织。张子文为了这个组织的成立，四处奔走联络，积极参与筹备。

中国回教俱进会于同年7月7日，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清真寺内正式成立。会议推举马振五为会长，王浩然、王友三为副会长，张子文则被推举为评论长，成为这个规模最大、民间影响最广的回族进步文化团体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

回教俱进会成立后，张子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组织本会欢迎孙中山北上。1912年8月，孙中山首次到北京。9月15日，张子文参与组织回教俱进会欢迎孙中山的盛会，并参加了会见，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关于“五族共和”、“振兴中华”的重要演讲，深受鼓舞，并与马振五、王浩然等7人同孙中山一起合影留念。

同时筹办边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活动。1912年末，张子文应王浩然之邀，带领弟子马云亭到蒙藏事务局，参与创办《回文白话报》，并担任编辑主任。该报于次年1月创刊，阿汉双文排版。针对共和方兴，边务吃紧的形势，该报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为宗旨，”是一份面向全国回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分裂活动的杂志。

1912年12月，由张了文、孙绳武、赵斌、陈文举4人联合创办《清真教务杂志》。1916年，张子文又与王浩然、王静斋、李云亭等人共同创办《清真学进译著》。1916年，以清真学一译著社中心，开始集体译注《古兰经》的工作，张子文与王浩然、王友三、安静轩等学者参加，历时6年才正式脱稿，堪称是对传扬伊斯兰教文化的一大贡献。

作为回族教育家和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张了文经常奋笔疾书，来阐发他的强化民族文化教育和宗教改良思想。1914年11月，在由他主持编辑的《京华新报·〈副刊〉》上，连载了他的《清真全史》和《雷门鼓》两部著作。

1924年12月东渡日本，参观了日本的工厂、学校、庙宇等。次年1月，应镰田荣吉之邀，在东京交询会室讲伊斯兰教，为中国伊斯兰教学者首次在日本讲学。

张子文回国后，1926年创建“沈阳文化清真寺”，1936年5月，沈阳文化清真寺，正式成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今沈阳回族中学前身）。为了与当时的“国高”学制统一，又能摆脱日伪统治势力的干预，又特将学院改称“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学制三年，初、高中一体。在当时许多学校都被日伪当局控制的情况下，张子文毅然将学院改为私立，充分表明了他要坚持独立自主办学的方向。

在日本侵略统治我国东北的14年中，他始终拒绝但任敌人控制任何宗教与民众团体的职务，在他的名片上只印着“奉天文化清真寺教长”和“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院长”两个职务。不允许日本人随意左右。如在外国语的课时上，规定每周阿拉伯语为6课时，日语为3课时，日本当局为推行奴化教育，硬要将日语增至6课时，阿语减至3课时，却因张子文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得逞。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14年奴役的历史。张子文以其在回族宗教界的威望和民族气节，受到人民的拥戴，先后担任沈阳回教会最高顾问、中国回教协会东北分会理事长、沈阳市咨询委员会常委、沈阳市临时参议会议员等职。

1948年，张子文己是73岁高龄，担任北京穆德小学（今北京崇文区回民小学）校长。1950年，担任北京西直站清真寺教长。

张子文热爱自己的民族与宗教，也热爱着本溪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他从教70多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国外，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一草一木。1964年，已近90高龄的张子文，还专程从北京回到家乡本溪，看望亲人，告慰故土。

1966年，回族教育家、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张了文在北京归真，享年91岁。

王树功

王树功，1919年（民国8年）生于本溪县牛心台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42年毕业于奉天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伪满三江省农林开拓厅任职，1945年回家乡务农，1949年在牛心台煤矿担任核算员。

1952年，本溪县农业示范繁殖农场成立不久，急需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县政府人事科从档案中发现了王树功，即与牛心台煤矿协商，用四个工人兑换王树功，安排他担任农场技术员，负责全场农业技术工作。

示范农场设在本溪郊区桥头镇，王树功一到任，便一头扎在农业科研技术工作之中，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吃菜问题而又不影响粮食产量，王树功试验的水稻上茬栽甘蓝“菜粮两季作”新技术获得成功。为了快速提高粮食单产，王树功主持选育的高粱地方良种“高官2号”和谷子品种“本谷8号”成为本溪地区种植多年的优良品种。王树功从50年代便开始注重“世界玉米杂交优势利用”新技术的应用，由于王树功的努力，本溪县农业示范场的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工作和菜粮间作、水稻旱种等科学种田项目获得成功。1958年，本溪县农业示范场被评选为出席全国的先进国营农场，王树功代表本溪县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受到国务院嘉奖。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树功被诬陷“参加国民党”等历史问题遭到造反派的批斗。造反派把他关押起来，不准他搞玉米育种，他只好偷偷地恳求同事蓝淑莲替他下地搞玉米杂交授粉。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完成了本玉3号、本玉4号、本玉8号玉米杂交种。粉碎“四人帮”以后，王树功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王树功代表本溪县农科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合影留念。

王树功选育的玉米杂交种本玉8号，推广了几年以后，因抗病能力不强而使产量受到限制。1980年他主持的玉米育种课题组，开始了抗病育种研究，育成高产、抗病的本玉9号，1990年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1991年通过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这项科技成果确定了以中熟品种为特长的本玉系列玉米杂交种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本玉9号育成以后，技术专利及时转让给适应种植地区的吉林、黑龙江、内蒙等地区的种子公司，很快成为国内玉米主要产区的主要品种。从1992年开始，连续6年推广种植面积超过6.66万公顷，收到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本玉9号被选为国家中熟玉米品种试验的对照品种，至今在吉林、黑龙江仍有大面积种植。本玉9号玉米杂交种选育及推广项目被国家选定为“九五”期间农业科技推广指南项目，荣获辽宁、吉林两省科技进步奖。1998年本玉9号被美国引去，应用转基因技术转成抗玉米螟的本玉9号。

由王树功主持育成的本玉3号、本玉4号、本玉5号、本玉8号、本玉9号、本玉10号、本玉11号、本玉12号、本玉13号、本玉15号普通玉米杂交种是国内中熟玉米品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本溪县农科所的优质蛋白玉米育种与中国农科院同时参加国家联合攻关，1975年引进美国基因种源，应用传统的杂交、回交转育和轮回选择育种方法，1988年育成全国第一个高赖氨酸玉米杂交种本高4号。这项成果荣获辽宁省政府科技进步奖。王树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功勋卓著的育种家。被评选为辽宁省劳动模范、本溪市特等劳动模范、本溪市科技拔尖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1996年7月20日早7时，王树功突发脑出血，26日7时20分病逝，享年77岁。

本溪县委、县政府为王树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本溪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参加了追悼会。《辽宁经济日报》对王树功的业绩作了长篇通讯报道。

范永岩

范永岩，1950年3月8日生于本溪县草河城镇白水寺村。198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88年先后担任草河城镇红砖厂副厂长、厂长。他在任职期间尽职尽责、呕心沥血，为改变企业面貌、推动企业发展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市劳动模范。

范永岩任厂长4年以来，坚持科技兴厂、勤俭办厂、从严治厂，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改变了砖厂的面貌。砖厂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产品连续四年被评为省优、部优，经济效益逐年提高。短短4年时间里，不但还清了债务，而且投入6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企业获纯利100多万元，使一个落后企业一跃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先进企业。

范永岩身为厂长，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在砖厂当装卸工的儿子多次央求他调个好活，他就是不答应。有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给他送礼，他坚决拒收。自己家用红砖他按价付款，分文不少。生活上他从不搞特殊化，平时跟工人一起排队买饭，外出办事买几个面包充饥，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按3年承包合同兑现，他应得奖金54 000元，他却一分钱也没要，其中15%给工人发了奖金，其余全部用于企业发展。

范永岩爱厂如家，工作忙时一连几个星期不回家，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经常带病坚持工作，由于肝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不断恶化。干部和职工多次劝他休息治疗，可他坚决不肯。为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他提出了砖厂二期改造的决策。在紧张的工作中，他忍着剧烈的肝痛，白天黑夜坚持亲临现场，指挥技术改造工作。肝痛得厉害了，便在工棚里躺一会，稍好一些，又捂着肚子上阵指挥，直到生命垂危阶段仍然关心厂里的工作。

由于全身心扑在事业上，范永岩身患肝癌一经发现已是晚期。他对家人说：“我死后你们不要到镇里和厂子找麻烦提要求。”1993年1月28日，范永岩肝癌晚期医治无效病逝。享年43岁。

1993年6月16日中共本溪县委员会作出了《向范永岩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学习范永岩的模范事迹。

武佩振

武佩振，男，满族，1953年8月28日生于本溪县田师傅镇。7岁时母亲病故，父亲无能力抚养5个子女，将他送给北甸韭菜园子农民武明阳、樊庆梅夫妇。武佩振于1961年9月入北甸子小学读书，1967年9月就读于北甸第三铁路中学。

1971年在北甸小学、北甸中学任教，197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丹东共产主义大学医疗系大专班读书，1979年9月毕业后分配到本溪县碱厂地区医院。1980年5月调入县第一人民医院防痨科、外科。

武佩振从医以后，精心研究医学，每当有外科手术，他就挤时间去看，细心领教。不久上台作助手，接着主刀，开始做阑尾炎、疝气等手术。此期间，他制定出“局麻小切口倾斜位阑尾炎切除术”方案。应用于临床后可减轻患者的疼痛，取得满意的疗效。

泉山煤矿女患者姜光辉，曾在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甲状腺切除术，六年后旧病复发，辗转于省、市数家大医院求治，被婉言拒绝收治。病人在呼吸十分困难，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找到了武佩振，经过会诊后，科里的同志一致认为不能收治该患者。但他看到患者呼吸急促、痛苦万分的表情时，便下定决心，风险再大也要做，困难再多也要闯。结果在科室统一讨论，制定可靠、安全的手术方案后，由他主刀，为这位患者做了甲状腺二次切除术。手术过程中，患者大出血，武佩振冷静沉着地给患者止血、输血。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努力，手术终于获得了成功。

1986年3月，医院根据工作需要，选送他到辽宁省肿瘤医院进修学习。在学习期间，他珍惜时间，废寝忘食，学习一年只回家3次。他每天十多个小时忙碌于手术台和实验室，虚心向老师请教，很快掌握了肿瘤疾病的诊治技术和肿瘤切除术。他的刻苦学习、埋头苦干精神使导师张彬教授十分赞赏，在学满一年离别时，老教授望着他由衷地说：“小武，你是我这辈子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最好学习的一位。”此后，武佩振又先后赴大连、北京等地专科医院进行短期的学习考察，进一步丰富了临床经验，并成功地在县一院外一科首次开展胃、乳腺、直肠等癌症手术，填补了县内开展恶性肿瘤手术的空白。

十多年来，武佩振在学习中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总结临床实践，充实医学理论。在业余时间里，他埋头撰写了十余万字的外科医学论文，在省、市、县学术交流会议上进行交流，并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其中“综合治疗一例重型破伤风体会”等十多篇论文在《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上发表。1990年武佩振被任命为外一科主任，1992年又被评为辽宁省抗癌协会会员，1993年破格晋升为外科副主任医师，成为本溪县治疗恶性肿瘤科系的学科带头人和县一院外科的骨干。

武佩振对待患者一视同仁，只要有人找他看病，他从不推托拒绝，每当接待贫困农民患者，更加热情周到。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领着全身患皮肤病的妻子找他救治。当他知道患者家境困难无钱住院治疗时，便将其夫妇领回家里住。当时，他家三代五口人住在30几平方米的平房里。父母与患者夫妻睡在火炕上，而武佩振夫妇与女儿只能搭地铺休息。热心的妻子还找出新被褥给患者铺盖。武佩振细心查阅资料，结合临床经验，自己出钱购买药品制作配方，为患者上药。经过一周治疗，患者身上的黄脓疮消失了，长出了新嫩的皮肤。

东营坊乡荒沟村聋哑人李永梅，因患股疝，仅带100元人民币住进了外一科。武佩振深知这100元钱，不要说手术，就连住院输液的费用都不够。他看着这可怜的聋哑患者，心里十分同情，便首先带头捐款100元，并动员全科室职工募捐400多元为患者做了手术。李永梅出院那天，来到医生办公室，向武佩振深深地鞠躬致谢。

80年代初期，一名叫汪薇薇的14岁女孩，疑诊为卵巢癌。武佩振为了给孩子确诊，领母女2人一大早赶到辽宁省肿瘤医院。他帮小薇薇挂号、检查、找教授会诊，等到孩子确诊后，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汪薇薇的母亲深情地望着武佩振瘦弱疲惫的身躯和面容，实在过意不去，恳切地请武佩振到饭店吃饭，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只在路边顺便买了几块地瓜填一填肚子。一次有一位手部外伤很重的患者塞给武佩振一个“小红包”并说：“武大夫，这五百元钱送给您，没有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给我好好地做手术，保住我这只手。”武佩振诚恳地说：“钱我不要，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手术的。”

桓仁县环保局有4名干部在八盘岭公路段因车祸致伤，其中一人伤势危重。武佩振连夜为他做了手术，将他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这位干部家属感激不尽，多次向武佩振提出请全科医务人员下饭店，并要送给武佩振“小红包，”都被武佩振一一谢绝。桓仁县环保局的领导得知情况后，特意赠送一面锦旗，上书“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武佩振的工作赢得了广大患者的拥戴和赞扬，受到了省、市、县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誉和表奖。1989年，在全县卫生系统开展的“双学一树”活动中，他被评为先进个人。并被中共本溪县委、县卫生局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0年在全市卫生系统组织的“白求恩杯竞赛”活动中，他被评为服务标兵。1991年，他再次被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被评为本溪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辽宁省“规范服务窗口赛”服务标兵。1992年，他被县委、县政府和本溪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学习雷锋标兵和学习雷锋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他领导的外一科自1989年起连续四年被县卫生局评为先进党支部和先进集体。1992年，他所带领的外一科学习雷锋小组被市委评为优秀学习雷锋小组。

武佩振常对身边的同志讲：“我们当医生的，就是要精心地为病人服务。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不分白天黑夜。”多少年来，他心中只有患者，唯独没有自己。

1990年3月31日，武佩振为给一位患者做大手术，请来辽宁省肿瘤医院老师来坐阵，这天累得腰酸腿疼，晚上6点才赶回医院接班，夜里又收治了5名患者，为一名脑外伤患者做了手术。第二天上午他又为一名事先预定的患者做了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下午4时才回到家中。然而他还睡不下，心中惦记院内术后的患者，于是又来到医院查看病人，直到夜间10点多钟才回家休息。他身边细心的同志计算了，武佩振为了治疗患者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1990年武佩振担任外一科主任以来，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节假日、休息日，还是晚饭后，他都要到病房查看患者，亲自通霄达旦地护理危重病人。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患上了慢性肝炎和心脏病。然而他却从不向别人和家人言表，继续投入繁忙的医疗事业中。

1992年大年三十晚上，武佩振按照惯例来到医院病房看望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患者。当他走到病房一楼，正赶上医院离休干部王贵恩因急性脑出血到四楼病房抢救，陪患家属没有一个男的。武佩振不顾自己身患重病，背起100多斤重的王贵恩向四楼奔去，当把患者安放在病床上时，他已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了。

1993年8月以后，武佩振心脏病加重了。常常在工作中发现胸闷、胸痛、发汗，四肢无力。但为了工作他照样早来晚走，为患者忙碌。9月下旬，武佩振心脏病频繁发作。他明白心脏病的发作，随时都可能夺去自己的性命，但他却继续瞒着家人和同志。9月23日上午他主刀为一名患胆管癌的72岁老人做了长达6小时的手术。这是他生前为患者做的最后一次手术。手术中，他心脏病再次发作，不得不下了手术台，坐在椅子上一边擦汗一边喘息着。为了患者的手术能顺利进行，他对同志们说：“我没什么事，就是胃有点疼，过会就好了，你们继续手术吧！”他强忍着疼痛，一直坚持到患者的手术全部做完。9月28日，他为了看望术后的患者，同往常一样来到病房查看。当走到医生办公室时，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只见他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值班护士连忙问：“主任，你怎么了？”武佩振低声说：“你帮我请一下内科王主任。”她立即去内科请王主任，但没有找到。这时武佩振说：“可能是有点感冒，你给我滴点青霉素就可以了。”就在他刚刚输液时，病房又来了一名患者，值班人员立即出去接待患者。武佩振见此情景，心中十分着急，遂将滴流速度加快。当值班护士再次回来，滴流已经打完了，她关切地问道：“主任，这么快能行吗？你回家休息休息吧！”他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回答说：“没事，滴太慢了我坐不住。”接着很吃力地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向新住院的患者病房走去。这天晚上，武佩振的病情继续加重，反复发作多次，折腾了一夜没有睡觉，他仍旧告诉妻子是胃病犯了。第二天早晨，妻子从他换下的衣服兜里翻出救心丹，这时她才知道丈夫患的是心脏病，痛心的泪水顿时流淌下来，然后非常严肃地对丈夫说：“今天我不上班了，我陪你一起去医院看病！”武佩振说什么也不让妻子陪他上医院。他拦住妻子说：“你看，我是大夫，还让自己的媳妇领着去医院，多让人笑话啊。今天还有一位结肠癌患者等着我去手术，等做完了手术，我就住院还不行吗？”他劝走了妻子，来到了医院，早7点钟左右，他的心脏病突然再次发作。急诊室的医生立即对他进行救治。随后内科主任、院长和院里的同志们纷纷赶来紧急抢救。为他做了输液、吸氧、心脏按摩、静脉剖开，可是终因心脏前壁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1993年9月27日8时15分去世。

9月28日，本溪县第一人民医院为武佩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地悼念这位优秀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医生。

武佩振去世后，中共本溪县委作出决定，追认他为“人民的好医生，”并下发文件号召全县人民向武佩振学习。同时，辽宁省卫生厅、中共本溪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局先后下发了向武佩振学习的通知，并组织武佩振事迹报告团，赴沈阳、大连、本溪等地，举行模范事迹报告会。对于他

不平凡的感人事迹，中央、省、市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武佩振舍生为患者的高尚医德，永远铭记在全县人民的心中。

更新时间：2024年8月21日